郑玄《尚书·金縢》注探微

郑玄对<尚书·金滕>的注解在有关史实上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汉代其它相关文献的记载有重大差异,导致经过郑玄解读和阐释的周公形象与其它文献中记录的周公形象大相径庭.郑玄<金滕>注刻意突出了周公谦恭礼让的品格,淡化了周公当仁不让、摄政平乱的刚毅果敢.郑玄的这种解读与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有关,寄寓了郑玄对当时政治问题所发表的...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两汉时期, 兰陵地区经学兴盛,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 大批造诣精深的经师出现, 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并对两汉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嵇康与《春秋》左氏学

嵇康曾撰《春秋左氏传音》,今存之条目对于古音韵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嵇氏音》乃由家世儒学熏陶、河东学术影响以及洛阳写经训练三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当完成于洛阳写经时期。清代学者指出《嵇氏音》"间采《公羊》之说"固然可以成立,但不应作为一种治学特点过分强调。嵇康秉持"古学"的治学理念,崇尚兼通,贵在守真,鄙弃"今学"之趋时风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抑引人性"之经学,与其以"自然"为本的玄学思想潜通暗接、交互影响。     

明皇改经与《孝经》学的转折

正《孝经》之学,经文有古今文之分,郑注主今文,孔传主古文,经文互有出入,注解大相违异。唐代天下一统,经学随之统一,故有《九经正义》之写定。而《孝经》仍今古别行。至唐玄宗之世,乃诏令群儒质定《孝经》之义,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注,司马贞主今文,言古文鄙俚,事俱载《唐会要》。明皇     

永远的牧长——怀念王冬碧牧师

我所认识的王冬碧老牧师,似乎平淡无奇,却在我的心中成为一座仰之弥高的丰碑。王冬碧牧师安息主怀已经两年了,至今仍觉得他的笑貌慈容就在眼前。2010年2月他以近百岁高龄辞世时,由于工作原因未能赶回去与老人作最后的辞别,成为我此生憾事。在我心中,老牧师是永     

经学概念新探

当前学界多从儒家经典解说的角度去把握经学的性质。儒家经典解说充其量仅为孔门"四教"中的"文",并不能代表孔子以来,包括汉、宋学在内"重践履"的特质,更无法涵盖荀子"数"与"义"有别的经学二分体系,贾谊为首的汉人"六法"、"六行"与"六艺"的经学三分模式,胡瑗为首的宋人"体"、"用"、"文"三分体系等有关经学内涵的探索成果。较周全的经学定义或可概括为:通过对"六艺"的研习,在日用行常中,对尧舜、文武等圣人之道精体实践以"成圣"的过程。     

是“经学”、“法典”还是“礼典”?──关于《白虎通义》性质的辨析

文章针对学术界普遍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的主流观点,对经、礼关系和“法典”一词的古今含义进行辨析,认为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都是不够准确的。文章随后分析了汉礼的制作过程和汉章帝制礼的主观意图,认为《通义》是章帝为制作汉礼而预先对诸礼义理和礼制框架进行甄别与审定的产物,它直接派生了章帝命曹褒撰定的《汉礼》,因此把它定为"礼典"是比较恰当的。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命笔遂成是篇,以期与同志切磋,以求于大家指教。 先秦的齐学与鲁学 中国古代学术,于先秦言是为子学,于两汉言则在于儒家之经学,这种学术一般特征也反映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之中,齐、鲁之学亦复如是。 齐、鲁地虽毗邻,俱为周初泱泱封国,但是由于一些地理的和人文的差异,造就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形成了齐学。     

梁武帝与南朝的儒学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已频于消歇。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自西汉以后从未动摇,只是一度削弱过。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帝王,总是关心儒学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人们把南朝帝王,尤其是梁武帝奉佛看得极为严重,并得出梁武帝因佞佛而亡国的结论。其实,处在南朝战乱频繁,佛、道思想流行这一历史时期的梁武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也最具特点和代表性。这与梁武帝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