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荀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从汉代经学的沿革看“齐—鲁—道”之变

过去读《论语》每至《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辄惑不解。近几年研读秦汉历史,纵观前汉齐、鲁门户纷争,后汉今古派系对立,考其线索头绪,复以夫子“齐→鲁→道”之变较之按之,幡然似有所悟,于是不揣谫陋,命笔遂成是篇,以期与同志切磋,以求于大家指教。 先秦的齐学与鲁学 中国古代学术,于先秦言是为子学,于两汉言则在于儒家之经学,这种学术一般特征也反映在当时的地域文化之中,齐、鲁之学亦复如是。 齐、鲁地虽毗邻,俱为周初泱泱封国,但是由于一些地理的和人文的差异,造就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便形成了齐学。     

对《尚书.益稷》所载舜《韶》的质疑

《尚书 .益稷》对《韶》的记载 ,完全定位于虞舜时期 ,是破绽百出的 :其一 ,所载《韶》的礼仪性等级色彩不符合虞舜的时代特征 ;其二 ,从所载乐舞的结构上看 ,也并非舜时所能具备的 ;其三 ,所载《韶》的乐器也多带有后世烙印。究其原因 ,当是众儒士出于崇拜孔子学说 ,张冠李戴所致。因此 ,《尚书 .益稷》关于舜《韶》的记载 ,是作者远借上古传说 ,近采孔子所闻齐《韶》,附会而成的一个假古董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和之道的理论阐释

在中国思想史上,“中和”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有了“中”与“和”的概念。《尚书·尧典》》曰;“百姓百官,言化几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黎民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而《尚书·舜典》又记载舜授命典乐之官夔的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韩愈的无神论思想

韩愈(公元786～824年),字退之,唐朝河阳 (今河南孟县)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唐朝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与唐朝另一文学宗师柳宗元开创的韩柳文体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慢慢衰退。难能可贵的是,韩愈不仅文学造诣非凡,还是古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朴素无神论思想的士大夫之一。当时的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佛塔一座,内藏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塔。据传开塔之年,必定人和年丰。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道教崇俭戒奢思想研究

<正>“俭”较早见于《尚书》：“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许慎《说文》：“俭,约也,从人佥声。”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奢之意。”因此,“俭”取自我约束、自我限制、克制物欲之意,引申为节省、节俭、不浪费,与“奢”相对。崇俭戒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史上关于崇俭戒奢的论述很多,“俭”的思想不仅与“修身齐家”相关,而且与“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所谓“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因此“勤俭治国”“勤俭持家”总是联系在一起来谈。     

《尚书孔传》成书蠡测——从训诂学角度与《诗经毛传》《毛诗郑笺》比较

《尚书孔传》辨伪与反思始自宋代吴棫、朱熹,至今学界仍有争议。而运用训诂学的方法,从异形同训字(异体字)形成的历时性特点出发,比较《尚书孔传》《诗经毛传》中的同训异形字及"连文而训"的训诂学方法,可以推断《尚书孔传》的著成时间概晚于《诗经毛传》而略早于《毛诗郑笺》。     

清代吴派《尚书》学疑辨成就管窥——以《古文尚书考》为中心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鷟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以陈栎为中心管窥元儒的《四书》《六经》观

随着《四书》在儒家经典谱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元代儒学面临着如何摆正《四书》与《六经》两套经典系统关系的新问题。陈栎通过寻找《尚书》与《四书》文本间的关联,挖掘两者在性、理、敬、知、行等核心范畴上的相通性,提出“《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说,主张“看《四书》,穷一经”的《四书》与《六经》并重观,强调《尚书》作为《四书》之源的统摄意义。对此,王祎以“同一理也”沟通《四书》与《六经》,史伯璿则提出针对性的“《四书》为《六经》本原”,两者与陈栎之说共同体现了元儒安顿《四书》《六经》新旧两套经典系统的努力,显示了这一新课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