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佳县白云山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协定,撕下和平谈判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率领20多万军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大举进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撒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山沟里转圈子,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寻机歼灭敌人。毛主席和党中央从延安出发,途经安塞、靖边、清涧、绥德、米脂等县。在此期间,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著名的青化砭、蚩龙、沙家店等战役。消灭了大批敌人,狠狠打击了蒋匪军的嚣张气焰。     

和合本修订版《创世记》经文修订点滴

《和合本》圣经需要修订,是因为在这九十多年里,中文语文无论在用语和文法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和合本》圣经很多用词,今天已成为生僻罕用的字,或含有歧义的词。此外,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圣经古抄本（例如《死海古卷》）的发现,学术界对经文的理解和诠释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些宝贵的资料都是一百年前《和合本》圣经翻译者所没有的。《和合本修订版》圣经是1919年面世的《和合本》的最新版本。2010年,香港圣经公会出版《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的繁体字版,2012年6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的简体字版。现在与读者分享《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的修订点滴。     

茅山乾元观《道藏》抄本流传山东考

明万历年间神宗曾颁赐茅山乾元观一部《道藏》,明末任衡文任职南京学院,偶游茅山,见到这部《道藏》,遂手抄一部运至山东博山老家收藏.清顺治年间,全真道士李常明将该残缺过半的抄本《道藏》购至山东即墨马山道观中收藏.清康熙十三年(1674),全真道士鲁太璞、蒋清山对该《藏》加以修补与编目.清雍正十年(1732),李寅宾重编该《藏》目录,且立志补齐这部残《藏》.     

华夏族源于今山东新探

古华夏族通过古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等的综合考察,认定源于今山东地区,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区。后来,华夏精英西迁中原,建立了夏商周王朝。     

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

1973年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是现今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通过统计对照简文避讳用字,我们认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当属汉高祖刘邦时期抄本。因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才出现,而《鲁论》与《齐论》的产生年代又晚于《古论》,所以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     

古灵宝经中济世思想的转变

“济世”一直是道教的核心思想之一.早期道教的济世思想具有鲜明的“道术济世”的特点,多体现为修道者运用道术救济穷苦的个人功行.这种情况在灵宝道教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灵宝道教在标举“大乘”的同时,也让早期道教的济世思想发生了转向:从“道术济世”为中心转向了以“善功济世”为中心.也正是在“善功高于道术”理念的指引下,灵宝道教出现了以善功取代道术的趋向.随着善功对道术的取代,灵宝道教变得更像一个“劝善之教”了.     

古回鹘文易经与道教因素之西传

古回鹘文易经是作为道教文献传播到回鹘地区的.道教传到了高昌等地,其中的一些因素,如桃符治鬼等,在新疆还有流传.道教其他的一些因素,如九宫图,内丹、外丹等,在印度、欧洲和中亚地区都有影响.道教西传的载体,主要是留住西域的汉人、东来的胡商和一些神职人员;道教主要经过西域和西藏西传.这和宗教与文化的融合、宗教自身之间的融合与吸收、苏非思想的包容性以及信众信仰的复杂性都有关系.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概况研究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情况,国内外学界知之不多,尤其南传佛教抄本在中国的流存状况,由于语言文字等障碍,直到近年随着<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的出版发行,才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本文拟对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地区的佛教抄本情况作概要介绍,并以西双版纳为个案,对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抄本的源流、形制、存量、文字、内容结构以及濒危状况等方面作一简要论述.     

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

《仪礼》十七篇与周公和孔子均有一定的关系。说《仪礼》与周公有关 ,并不是像古文学派那样认为周公是《仪礼》的作者 ,而是认为《仪礼》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 ,也就是说《仪礼》所载的内容肯定有一部分属于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所制定和实施的遗制。说《仪礼》与孔子有关 ,也并非如今文学派那样认为《仪礼》十七篇完全是由孔子圣心独断而创作出来的 ,而是认为《仪礼》当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因为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除了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 ,可能还包括七十子后学所编订和增补的内容。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此“疑古”、“信古”之“古” ,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传统古典学而言的。传统　　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 ,至近代而大疑 ,形成“疑古”思潮。 2 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对传世文献作重新判断 ,是一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而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 ,“走出疑古时代” ,并不意味着走向“释古”。冯友兰先生对其“释古”的解释 ,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而最终倒向了“疑古”。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它一方面肯定传统古典学基本上可靠 ,只需“修正” ;另一方面承认传统古典学也有缺陷 ,所以需要“修正”。具体言之 ,它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正” ,即“反正”、“纠正”、“补正”和“判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