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与儒家思想——俞荣根先生访谈录

俞荣根先生1943年生于浙江诸暨,是法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主任委员、重庆社科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多年来,俞先生一直致力于法学教学和立法实务工作,长期研究儒家法思想和中华法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就这一问题,俞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今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墙北大核心

一提起墙,我们都很熟悉,因为墙与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比如:居住的房屋离不开墙,工作的单位离不开墙……甚至在战争年代,墙也成了人御敌防身的避所。 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当时是为了防御外寇,由秦始皇兴建。如今却成为旅游观光的胜地。     

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中王权的本质和职能

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中的王权具有极高的神圣性.正是基于王权的神圣本质,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是审判者、财富的创造者、世界的统治者、最高祭司、教谕者,以及阿玛纳时代的埃及国王有一座象征着他们的统治的圣城.无论是与埃及其他历史时期的王权相比较,还是与以以色列早期王权为代表的古代近东其他文明的王权相比较,阿玛纳宗教所揭示的王权思想是独树一帜的,也是空前绝后的.     

张商英信佛轶事

本期“大德掠影”,我向主编推荐了这篇张商英的故事。在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占主导、统治地位的,佛教等只能算是次要的、非主流的,而且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儒学乃“敲门砖”,在谋求功名利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佛教就很难说具备这种功用了。要从儒家立场转而对佛教进行比较客观的接触、了解,就很不容易了。这中间最要紧的一点,恐怕就是能取比较客观、公平的理智态度,不带先入之见,以追求真理为重,来对待自己未知的新领哉。张商英就经历了一个从盲目排佛到认真了解的转变,当然,这里无意怂恿今人也象他那样最终去信佛——社会历史条件早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首要的恐怕不是你是不是排佛或信佛了,而是你相信自己真的了解佛教了吗?借用张商英的话说,今天我们学习圣贤,但尚未读百十卷书,却急忙去排佛,这合适吗?愿与朋友们同参！     

道教与四灵崇拜

道教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它所崇拜的神与中国传统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对星辰的崇拜,其中宇宙天体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神演为青龙,西方七宿神演为白虎,南方七宿神演为朱雀,北方七宿神演为玄武(真武大帝),成为道教崇拜的“四灵”尊神,并为广大道教徒所崇奉。     

母爱的光辉——(?)以此篇献给所有为儿女走奉献道路而操劳的母亲们!

爱是一种哑子能够讲,聋子也听得懂的语言。爱能使人与人之间生活得更加和谐,爱也能把人的心牵引得更紧密。爱能使大地充满了生机,爱能使万物复苏。法国作家拉马丁曾说过:“爱,是每一颗心灵中最美丽的黎明。”人间有朋友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夫妇之爱、情侣之爱等,但无论哪一种爱都比不上母亲爱儿女。母性之爱,那是与生俱来的,那是一种只求施予,不求回报的爱。中国古代诗人孟郊笔下母亲的形象是:     

唐代铜镜中的道教文化北大核心SSCI

唐代是中国古代铜镜铸造的第二个高峰期。世俗化倾向和商品化消费成为唐代铜镜不同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出于信仰的需要,道教赋予了铜镜更多的宗教教化和精神传达的功能。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从《晏子春秋·内篇》中探讨中国古代的工艺设计思想——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延续

《晏子春秋·内篇》所折射的中国古代的工艺设计思想表明,中国古代注重设计功能中的实用性,同时也追求简约的形式美。由此说明,设计在今后的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功能和结构的基础上,如果设计产品毫无使用价值,带给消费者的只是一时新鲜,注定会被抛弃。"古圣人制衣服也,冬轻而暖,夏轻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足重寒也;履重不节,足过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鲁工     

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纂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12月16日)《大藏经》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堪称是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大藏经》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有赖于中国古代社会深厚的信仰需求以及由信仰带来的创造活力。实际上,印刷技术的产生和普及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宗教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