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佛学院2010年度招生

正本刊讯杭州佛学院创办于1998年,是经国家宗教局批准,由浙江省佛教协会主办,杭州市佛教协会承办的一所省级汉语系佛教专业学院。现拟招收新一届专科班、研究班学僧(男众)。专科班:学制3年,招生名额30名。课程设置     

湖南省佛教协会召开第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正本刊讯9月17日至18日,河北省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石家庄召开。在17日上午的开幕式上,会议主席团主席净慧法师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刘威副司长、中国佛教协会陈文尧副秘书长、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孙士彬、河北省基督教"两     

妙对巧答百字文（三则）

宋代诗人苏东坡经常和好友佛印和尚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在船上饮酒。这时一只狗正在水边啃着一块骨头，苏东坡便写了一句：“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把诗丢到水里，便道：“水漂东坡诗(尸)。”两人都哈哈大笑。     

认真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坚决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北大核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新时代全区宗教健康传承发展,强化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宗教领域总体平稳有序。     

中国古代法律中伦理正义的三重意蕴

伦理正义问题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核心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念设计中,伦理正义作为政治伦理化的基本内涵而存在,并以古代法律为载体显示出价值导向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领域,儒家正义是中国传统正义理论的基本形态。将伦理正义作为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基本概念,必须确切表述伦理正义在儒家文化语境中的基本特质和表现形式。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焦虑、中国特性与国家认同

论文致力于从三种不同的焦虑出发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本体论上(对命运、死亡)的焦虑、精神上(对空虚、无意义)的焦虑、道德(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构成三种基本的焦虑.焦虑Ⅱ在西方发达社会更普遍,造成政治冷淡;而当下的中国对焦虑Ⅰ更为关注.焦虑主体在中国更多不是自立个体,却更多是国家.国家的哲学根基与其说是自立个体,不如说是履行发展功能、富强功能的“天道”.国家高于、优先于个我,国家的富强成为近代以来深感屈辱的中国人首要的希冀.相比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富强、统一、发展、繁荣,更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标准.国家认同不单具有狭义的政治性,更与经济发展、文化、语言、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中国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据西方的国家观予以求解,也须同时充分考虑传统的天下观的作用.创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式现代化,这个困扰过德国、俄国的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中国不以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融合中谋求这一问题的求解.     

试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

兴盛于公元前14世纪的阿玛纳宗教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埃及第18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而非埃及宗教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在客观上正好与这一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的现实相适应,而非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