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证据与史思并举——近年来易学研究述评

《周易》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独特的一部典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基元性和范导性的作用。在今天,以《周易》为核心对象的易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中的“显学”,横跨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兴起,近年来易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既有传统问题的推进...     

从“石顽工拙”到“画学之祖”——清代绘画中古代石刻画像经典化的社会机制研究

清人对古代石刻画像的态度经历了从石顽工拙到画学之祖的转变,以名家为中心的所谓师资传授的经典谱系受到极大冲击。以画风简略、刀刻趣味和风雨侵蚀痕迹为主要特征的无名氏石刻画像成为了新的经典。通过文献钩沉与风格分析,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与书法从帖学到碑学的转变类似。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金农而非遗民画家,而市场则是社会机制方面的重要原因。     

话语语境中的中国古代画院的发展源流、建制及其特点

画院是五代两宋时期的翰林图画院的别称,而中国古代画院建制是指将宫廷绘画纳入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下进行管理。古代画院的建制源于宫廷绘画,始于五代,即翰林图画院,北宋时期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走向衰落。古代画院服务于统治者意志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统治者的审美意识,同时与统治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话语与权力的角逐关系,权力与话语纠缠在一起。     

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形神”之变

以魏晋作为一个大的分水岭,人物画的形神之变可分为魏晋之前、魏晋、魏晋以后三个大的阶段。魏晋人物画家在观念上的转变,是古代人物画形神之变的重要起点,其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晋的卫协解决了画艺精微的问题,使得人物画在形的认识和应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二是顾恺之解决了画人物传神的手段问题,并首先提出有关形神的问题,完成了古代人物画由不自觉的感性认识进入到自觉的理性认识的阶段。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观点与汉画的遗形取神恰好形成反拨,开始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真正关注形神的新阶段。     

作者简介

诺曼·约菲（Norman YOFFEE）密歇根大学（安阿伯）人类学教授和近东专家,著有多种古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文化、考古以及古代国家和文明演进的著作。近著有：《令人怀疑的崩溃：人类的复兴、环境的变异性和帝国的后果》（与帕特里西亚·麦克安妮合著,2009）,《古代国家的神话：最早的城市、国家与文明的演变》（2005）,     

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但在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做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     

对《六祖坛经》“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的感悟

《六祖坛经》,又称《六祖法宝坛经》,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由中国禅宗六祖惠能讲述,其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佛教经典。这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佛教大师口传下来的经典,是禅宗顿悟法门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研读《六祖坛经》时,我常怀有特别的亲近感。虽然六祖主张直指人心、见性     

试论浙江先秦雕塑的工艺性特征

现今的考古发现为出土实物一直较少的浙江先秦雕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对浙江先秦时期青铜、玉石、陶瓷三类雕塑以及其雕塑性器物的梳理,基本勾勒出了先秦时期浙江雕塑的基本轮廓。依附于工艺品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浙江先秦时期雕塑强调象征性、装饰性和抽象性的工艺性特征。而且,相较于这一时期的中原雕塑,其工艺性特征更为鲜明,与中国古代雕塑的整体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汉代屏风:华丽悦目的视觉中心

屏风在中国古代室内陈设中,一般居于主要位置,它的装饰风格以及装饰主题十分明确地展现了当时的人文环境、审美情趣等。     

双林寺的雕塑艺术

山西省是古代寺观遗存最多、保存较好的地区,而双林寺则是古代佛教雕塑极为精美、类型极为多样的佛寺。双林寺在山西省平遥县城西南七公里的桥头村北侧,建筑历遭千年的风雨兵燹之患。到元末,殿楹损坏、庑廓倾颓。因此,明景泰、天顺、弘治、正德、隆庆年间以及清道光、宣统年间都曾大规模地重建或重修,现存庙宇主要为明代和清代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