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艺术需回归本位,作为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感性机制陶冶人性

正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畸形状况是,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从个人到社会的行为机制几乎全部交付利益驱动,由此造成从信仰到底线伦理的严重危机。审美与艺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述格局。现在的任务是,审美与艺术首先需回归本位,即作为民族与人类精神文明的感性机制陶冶人性。中国美学的引导首先是经由审美范式激活传统审美经验,使之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并成为提升之一维。因此,重要的不是仅仅研究传统范畴与理论,而是结合审美事件、人物与风俗的个案序列进行诠释,并转化为艺术。因此,古文、唐诗、宋词、元曲     

重视作家主体修养,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我认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优秀作品,必须加强作家自身修养,吾日三省吾身、心中装有人民,把立足点真正移到人民立场上来。对创作主体自身修养的重视,是我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色。从孔子的有德有言、孟子的以意逆志、王充的胸襟、刘勰的才、气、学、     

忆恩师蒋孔阳先生

<正>我虽不是蒋孔阳先生登堂入室的硕士、博士弟子,但却与蒋先生有一段短暂却难以忘怀的师生情。蒋孔阳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1986年,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时研究生比现在的博士生还要稀缺,这一届文艺学硕士生只有胡晓明与我两人(胡晓明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而我们的硕士导师却有祖保泉、严云绶等四人。学     

唐诗宋词浸淫中的江南园林——从古诗词看江南园林的植物配置

江南园林几乎都是私家园林。园林的主人往往是"隐于市"的文人——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多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于园林之中。文人们在园林中吟诗、作词、赏曲,使得诗词与园林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延续,诗词对园林植物配置的描写也逐渐潜移默化了现实中的园林建设,终于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江南园林中植物的经典配置。因此从唐诗宋词入手,分析江南园林的植物配置,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     

曲绘世态——中国古代风俗画对现实的观照

中国古代风俗画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上层阶级出于"礼失而求诸野"、粉饰太平的目的,同中下层百姓在物质要求得到一定满足时转向对文化艺术欣赏需求的大文化氛围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以其自身观照社会民风民俗的绘画内容和丰富的绘画风格对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社会在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增强对一般历史的记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风俗画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文字记录的直观的了解历史和社会风貌的途径,同时也在艺术绘画史上极大地扩展了艺术的表现范围和表现能力,成为最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百姓欣赏和审美需求的绘画形式。而风俗画创作内容的社会性、人民性正是当今绘画创作发展的方向之一。画家们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关注这些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用更加贴近生活的艺术方式去记录这些富有民族精神的文化,营造一个更加绚烂的传统文化氛围,通过艺术表现语言的多样化让世人看到更加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     

作者介绍

郑杰文，男，1951年3月生，山东临淄人。山东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山东大学校聘关键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起），博士后合作导师（2002起），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筹）副会长、山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等。     

避讳中的悲与喜

避讳是中国古代为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而改写为其他宁的一种制度。这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近代一些重要哲学家则热衷于把西方自然科学原理和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中来,从而使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思维模式和概念范畴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彻底完成哲学变革的历史重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借鉴和运用还存在许多缺陷,因而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论中国古代哲学的情感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是什么类型的思维,其思维运行机制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是一种情感思维,它既不同于以概念为中介的逻辑抽象思维,也不同于以表象为中介的形象思维。情感思维是以主体心理情感为反思对象的内向性思维,它是对主体心理和情感倾向的自我体验,是一种价值认识。我们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史,可以看出,情感不只是心理因素。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统治人心的主要思想支柱。一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佛教的因果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