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地佛教传播史发展阶段划分解析——以传媒技术革命为标志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薪火相传二千余年,学界对于汉传佛教史的梳理大概可分为:以王朝更迭为标准、以宗派兴衰为依据、以文化融合为视角、以社会功能为线索等几种方法,本文独辟蹊径,以佛教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流媒介技术革命为切入点,将佛教汉地传播史划分为:口语相传时代、书写印刷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并对主流媒介技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了不同传播媒介给佛教传播带来的弊益。     

伟大的苦行僧·诗人米拉日巴尊者

据说这首诗是佛陀弟子中最著名的诗人牟自在所写。这种以诗歌形式赞颂佛陀功德的文学传统,从古印度佛陀时期一直延伸到了雪域高原的藏族古代文学之中,并成为藏族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和叙事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本文设定并论证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问题式勘察点",由之勘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性质,并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分析马克思对微观描述手法的运用,最终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中,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密切交织、相辅相成、表里一致的内在关系。     

雅俗并举：白蛇叙事于英语世界的传播路径研究

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局面下,中国传统民间文学"走出去"的进程面临译介途径单一与力度不足的困境。白蛇叙事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学海外译介形式最为多样、成果最为丰硕的典范,其在英语世界的"转型"集中于叙事方式和作品样态两个层面。文学翻译、学术研究和文艺改编对白蛇叙事的域外传播和世界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白蛇叙事为例观照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海外译介路径,在开放性的标准之下多维度地开展学术研究、文学译介和文艺改编,或能推动民间文学"走出去"的进程。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明清净土往生故事中的僧众修行叙事研究

西方净土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自庐山慧远念佛结社,到唐宋两代善导—普度一系的"本愿"持名学说、五代创立的"禅净双修"理论再到天台宗的净土修持等等,净土法门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以多线交互的形态展开。^[1]伴随着净土信仰理论发展,中国本土极具特色的记录净土修行者往生感应事例层出不穷,汇集此种故事的"往生传"文集亦见于历代佛教文献。明清时期是"往生传"文本出产的高峰和总结性阶段,这些往生故事中亦透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同时也体现着编纂者对于净土信仰实践的一种文本构建。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叙事艺术

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叙事艺术上,有两大突出特色:一是碎片化的结构,契合了回忆文体的本质;二是分享秘密,让读者获得阅读满足。     

初中英语口语教学中学生心理特征及教师应对策略

如今，在英语口语教学的起始阶段，尤其是在学生处于“叛逆期”的初中阶段，越来越多的初中英语教师把教学研究重点转向研究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过程，即情感因素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学习者的情感控制。学习语言是学习一种表达情感的方法，外语学习涉及诸多的社会心理因素”。     

麦金太尔论自我与共同体的联结——兼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何以可能

关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麦金太尔将其置于美德理论建构的视阈中讨论。他提出了一种叙事性的自我观,从可理解性、可持续性、可解释性、角色统一性等方面提出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传统为这样一种联结提供了社会背景,实践的内在善则为其提供了规定性内容。而且,自我与美德之间的统一,要基于对共同体的善的认可来实现。正是社会目的论集中体现了自我与共同体联结的内在结构。此外,他进一步刻画了自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爱国主义被视为一种核心的美德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