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教学中皴法创变之初探

山水画的教学大致可分为临摹、写生、创作三个阶段,当今学院式的教学方式往往会将这三个阶段按序排列,而在实际教学中需要将这三个环节融为一体。本文以山水画教学的重要环节-皴法的教学为切入点,提出在教学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师古人、师造化的基础上如何对皴法进行创变,从而形成自己的绘画面貌。     

大学生创造力的实验研究

对大学生创造力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男女在创造力的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上有显性别差异。(2)大学生在创造力三个特征上的个体差异大小顺序分别为：独创性、流畅性、变通性。(3)大学生创造力的流畅性与变通性不相关，变通性与独创性有显负相关，流畅性与独创性存在显正相关。     

项安世卦变说新探

卦变说是理解项安世易说的关键,其卦变说接续了李挺之的相关识见,分反对卦与不反对八卦。反对卦皆自消息卦来,不反对卦皆自坎离来。以坎离作为主变之卦,既是对汉代易学重视坎离传统的接续,又融合了丹道思想,更是对当时理学家体用思想的认同与接纳,这使得项氏卦变说既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认同。项氏卦变说的理论动机是从易象本身开显易道之变易,以弥补程颐仅从义理一面揭示易道变易之不足。     

“疾虚妄”的政教逻辑：王充对万物变化的阐释与应对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     

建立基督化家庭

圣经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因为婚姻是神所发起和设立的。古人称为“天作之合”和“天定姻缘”等等。 1994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家庭年”。据我知道,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都在呼唤和提倡“     

论虞翻卦变说对若镛易学之影响

易学卦变说源于《易传》,始成于汉末虞翻。丁若镛推崇汉易,接受了虞翻的卦变说。虞氏卦变说是丁氏卦变说(推移说)重要的理论来源。无论是其推移说具体内容,还是其整体架构,都可以看到虞翻卦变说对于丁若镛的影响。但是丁若镛并未照搬虞氏卦变说,而是发现了虞氏卦变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深刻的批评;又通过检讨和整合了朱熹、毛奇龄等人卦变说,形成了融历法、筮法、易象为一体的独特卦变体系。因此,丁若镛卦变说本之虞氏,却又与虞翻卦变说有本质区别。丁氏卦变说,以中国古代历法为依据,其内容显得更为合理。又修正了虞翻等人的卦变说缺陷,其逻辑更为条理清晰。故他丰富和发展了虞翻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易学史上的卦变说。     

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

在敦煌学研究体系的敦煌藏经洞遗书和石窟艺术的文物中,保存着一些有关五台山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及其佛教圣迹、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对研究五台山乃至山西省的历史地理环境、气候物产、宗教古迹、交通路线等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研究。自藏经洞发现至今的90年中,中外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了有关五台山资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五台山资料的研究范闱也逐渐扩大,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不断增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至今没有对这方面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根据国内外刊布的敦煌遗书目录及缩微胶片的查阅,     

甲状腺乳头状癌后方回声衰减及颈部淋巴结转移囊性变的病理学研究

探讨甲状腺癌后方回声衰减及颈部淋巴结转移囊性变形成的病理学基础.选取本院住院经手术病理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研究初步认为甲状腺结节中纤维化的成分是形成结节后方回声衰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液化坏死、退行性病变及滤泡扩张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囊性变的主要病理学基础.     

试析《皇极经世》历史年表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

邵雍在《皇极经世》中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历史年表,这个年表紧紧围绕先天六十四卦圜图而转动。作者分析了六十四卦爻位与时间的对应关系,认为初爻到上爻分别表征相异的时空,这些不同时空的具体情状均由各爻动变后形成的变卦来涵摄。并指出这种爻位与时间上涵摄关系有深刻的哲理上的意蕴。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北大核心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