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社会革命观

正"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出家人无论是了生脱死,还是弘法利生都要立足于世间,以此为起点来上求佛果,下化众生。所以,当和尚遭遇革命洪流的时候,心灵的泰然自若不能代替行动上的种种努力以应对世事无常,保证佛教在世间的生存和发展,对革命积极或消极的"参与"也就在所难免。今天,我们来重新倾听那些被抛入革命大潮中,甚至要被革命潮流"必然"     

跨文化领导模式在跨国创业不同阶段的效能转化研究

以管理心理学的领导理论为基础,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探讨三种跨文化领导模式在跨国创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效能转化。主要结论有:(1)变革型领导模式、创业型领导模式和交易型领导模式在跨国创业不同阶段的作用效能存在显著差异;(2)交易型领导模式的效能在跨国创业的成长阶段相对最大,成熟阶段相对最小;(3)创业型领导模式的效能在跨国创业的扩张阶段相对最大,成熟阶段相对最小;(4)变革型领导模式的效能在跨国创业的成熟阶段相对最大,成长阶段相对最小。     

工作压力反应及其与领导方式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537位工作者的调查,探讨工作压力反应的类型及其与领导方式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作压力反应存在四种类型,分别是积极压力反应类型、高压力反应类型、低压力反应类型以及消极压力反应类型。直接领导的不同领导方式与个体不同的工作压力反应类型存在关联。混合式领导方式下的个体积极压力反应最高,消极压力反应最低。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下的个体积极压力反应和消极压力反应无显著差异。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国内一家企业共785位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的问卷调查, 考察了下属心理资本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及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程序公平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下属的心理资本与其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正向相关; 2)下属的心理资本部分中介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及满意度的正向关系; 3) 下属的程序公平调节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心理资本的影响。具体而言, 下属的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越强, 反之越弱; 4) 进一步地, 程序公平调节了下属心理资本对变革型领导－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即：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资本对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强, 反之越弱。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作用的变迁

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样态 ,由此也极大地影响了道德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和机制 ;本质上 ,道德是一种软性制约 ,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 ,更为彰显和加剧了道德权威的弱化     

两种下岗裁员策略对留岗员工心理的不同影响

文首先通过访谈和实地考察，区分出两类我国国企变革过程中典型的下岗裁员策略：预见性策略和反应性策略；然后通过问卷法比较两种策略对留岗员工心理的不同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预见性下岗裁员策略是当前我国国企变革过程中的最佳策略。     

"神而化之"与神农重卦

人类社会如何从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分析神农在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农业时代时所采取的“神而化之”措施,力图证明: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它必将引发社会信仰的创新,二者相结合,则会推动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     

为医学"会诊”-当代医学的主要缺憾

现代医学发展迅速,方兴未艾,由于技术主义抬头,认识局限与医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出现某些缺憾性倾向。主要有：破足的医学、分裂的医学。被动的医学、治标的医学、人性淡漠的医学、不公正的医学等。在对上述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基础上,对医疗服务变革真挚进行了预测与展望。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双重集权:财政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有的学者认为中央和地方呈现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而有的学者认为两者间是向下授权、相互分工的关系。那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演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目前呈现怎样的状态?本文以财政改革为考察对象,认为中央和地方未必是对同一种权力或资源的争夺或者分享,它们可在不同维度各自集权:从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支配来看,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中央部门对下级政府的财力干预变强;从地方收入角度来看,地方财政部门日益崛起,地方政府能够统揽和支配原先分散于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换句话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双重集权的状态,这产生了多重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