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苏轼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

文章从宋代儒、释、道三教思想大融合的文化角度,分析了张载、苏轼的“实体”论思想,揭示了二者的“实体”论与佛老之学的内在联系,阐发了崇实之学与佛老贵虚明空之论的异同,为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的思想历程提供了有力佐证。     

道德之歌北大核心SSCI

一 道心悠悠,辽辽山川, 德音袅袅,遥遥途程, 道德精神,天长地久, 仁爱文章,日辉月明……     

家屋之祷

愿罪恶不要侵入这门户,厄运也不窥伺这些小窗,风的怒号,雨的狂暴,也不袭击我的茅屋。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伦理学基本问题及其范例

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伦理学基本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在前人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个人生存于社会,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同样,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现实意义的个人。个人有着自己的生存权利与利益,同样,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结构与利益。个人与社会从来就是伦理思考的两极。相对于个人,社会又可区分为他者与社会整体这样两个层次。儒家和基督教伦理,是从他者的角度,从仁爱或爱人来达到社会或人类之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从社会共同体维度进行论证,强调社会整体正义或社会共同体的善的至上性。霍布斯与曼德维尔则从个人维度为个人的存在与幸福进行论证。卢梭则将自爱与博爱和人类之爱贯通起来思考,提出自爱为前提,而同情心是从自爱到博爱(仁爱)的关键。     

“天地之正”与《庄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据

对《庄子》自由思想的主观化解释取向,表现为解除自由与天理所表达的客观秩序的关联,通过去政治化方式达到对自由的审美化、境界化、心理化处理。这一解释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充分。充分理解《庄子》的自由思想,必须重视对《庄子》自由思想最核心的“天地之正”,后者关联着天道的视域。“天地之正”与“六气之辩”具有一定的张力,前者表现为万物各自遵循自身本性而呈现的自然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为这一秩序的某种偏离或变异。自由与“天地之正”的关联在于,它来自天道的自然秩序中的深层被动给予性,又以存在者自己的存在参与并承担这种给予性,完成这种给予性,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然”。     

释"几希":情感直觉与自觉——"人禽之辨"辨于何处

"人禽之辨"的问题标示着儒家对人的独特理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很幽微,不易区别也.此幽微难辨处即在于,虽然较之禽兽,人的情感直觉中具有"是非之心"的价值自觉反思力,但一个现实中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对此价值自觉能力的自觉,是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沦于禽兽,则是有待于"由仁义行"的不断实践...     

诗书双灿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

岁至清明谷雨,每每易生感时怀旧之情。自庚辰小满(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逝后,例常的春去夏来,因为缅怀朴老,更增添了不少"槐序复新,故人难旧"之思。朴老不仅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研究佛学文化的学者,而且是蜚声海内外的诗书大家。尽管他生前从不以书家自居,但在当代中国书法史上,德高望重、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