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在联合行动中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

为探究幼儿联合行动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实验1通过比较186名3~5岁幼儿在相同任务和不同任务的表现,发现4岁和5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比相同任务差;实验2进一步验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较差的表现源于对自我和同伴的共同表征。结论：3岁幼儿无法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我和同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共同表征能力,4岁以上幼儿开始具备稳定的共同表征能力,能够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己和同伴,由此对自己的行为表现造成干扰。     

混合情绪能促进心理健康吗？

摘 要 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同时体验,即混合情绪,是生活中常见的情绪状态。健康应对的共激活模型、情绪动态模型和积极比模型一致认为混合情绪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关系,适当的混合情绪有利于个体在困境中全面加工和整合信息,寻求意义,获得控制感,进而实现健康应对和心理症状改善,获得幸福感。未来研究应关注对非线性关系的精确描述;低压力或非压力情境下混合情绪的意义;进一步研究混合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内部机制和影响因素。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一个嵌入机制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阻断与外生动力村域脱嵌的客观情境,首先提出一个力图促进乡村产业内外动力联动发展的嵌入机制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从生产端、流通端和创新端分别讨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链式优化路径。其次,着眼于整个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本文构想了一幅基于产业链,拓展至产业集群,稳定在产业生态系统的“链-群-系统”乡村产业立体发展图景。最后,本文围绕乡村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分别从政府、下乡投资和农民等三个主体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论精神发展的三路向

精神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它主要有三个基本路向：遵循境界逻辑和适用苦乐原理的精神修养,遵循自由逻辑和适用主客原理的精神实现,遵循实践逻辑和适用知行原理的精神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寻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境界提供了智慧滋养;德国古典哲学在主客对立统一的框架中阐明了精神自由及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影响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基础条件,奠立了以实践为地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推进精神解放的分析框架。在追求天人合一或主客统一的共同目标时,三种路向存在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在推进精神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和而不同、相互促进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全面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上海宗教工作,对于上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到,要做好上海宗教工作,就必须正确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以此来准确把握上海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科学规划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上海宗教工作取得新进展。而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三性”的关键,就是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