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为机：青少年学校转折期的过渡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 学校过渡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发展转折点, 对个体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影响。先前研究多基于缺陷的视角, 将学校过渡视为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危机时期, 并发现青少年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消极的发展结果。但从青少年积极发展的视角来看, 学校过渡可能是青少年获得适应性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机遇, 也是发展可塑性表现最为充分的时期。如果青少年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能够很好的融合, 他们就有可能获得积极的学校过渡。     

孤独症儿童动作发展障碍的神经机制

动作发展障碍(Developmental motor disorders)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常见特征。通过系统回顾孤独症儿童动作发展障碍的神经科学研究, 发现γ-氨基丁酸和5-羟色胺浓度的改变及γ-氨基丁酸相关蛋白和Shank蛋白的表达异常不仅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而且还能导致突触兴奋性与抑制性失衡, 进而改变孤独症儿童小脑和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功能连接。孤独症儿童小脑、基底神经节和胼胝体结构的改变对全脑的连通性产生了负面影响。神经生化机制和脑结构的异常共同导致了脑功能的异常, 最终造成孤独症儿童的动作发展障碍。此外, 动作发展障碍与孤独症核心症状共同的神经基础主要包括镜像神经元系统紊乱, 丘脑、基底神经节和小脑异常以及SLC7A5和PTEN 基因突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与运动密切相关的其他神经递质, 如乙酰胆碱和多巴胺; 探索动作发展障碍神经网络的动态机制及其形成; 剖析该障碍的神经机制和自闭症核心症状神经机制的相互作用。     

公平规范执行中内群体偏爱的心理发展机制

如何揭示群体规范和公平价值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提升儿童-青少年在群际互动当中的公平感知与规范执行, 是教育心理领域的关键问题。公平规范执行中内群体偏爱现象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然而先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大多采用问卷法, 易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存在言行不一致的情况; 2)大多采用情景实验, 聚焦社会互动的最终行为输出端, 无法实时有效地把握社会决策的动态进程; 3)脑成像研究仍以fMRI技术为主, 侧重于评估认知加工潜在的脑区激活模式及各脑区间的功能连接, 缺乏对群际公平规范执行中大脑激活动态模式的精确把握。针对这些不足, 本项目从资产分配情景出发, 以儿童和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联合运用认知、行为、眼动和电生理等多层次测评手段, 对公平规范执行中内群体偏爱的发生过程进行认知解析, 探讨认知控制和心智化在其间的关键作用机制及其心理发展轨迹。研究结果将服务于中小学管理中的德育教育, 引导与培养学生的公正感与行为。     

幼儿在联合行动中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

为探究幼儿联合行动共同表征能力的发展,实验1通过比较186名3~5岁幼儿在相同任务和不同任务的表现,发现4岁和5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的表现比相同任务差;实验2进一步验证幼儿在不同任务中较差的表现源于对自我和同伴的共同表征。结论：3岁幼儿无法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我和同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共同表征能力,4岁以上幼儿开始具备稳定的共同表征能力,能够在联合任务中同时表征自己和同伴,由此对自己的行为表现造成干扰。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优化：一个嵌入机制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阻断与外生动力村域脱嵌的客观情境,首先提出一个力图促进乡村产业内外动力联动发展的嵌入机制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从生产端、流通端和创新端分别讨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链式优化路径。其次,着眼于整个乡村产业的长效发展,本文构想了一幅基于产业链,拓展至产业集群,稳定在产业生态系统的“链-群-系统”乡村产业立体发展图景。最后,本文围绕乡村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分别从政府、下乡投资和农民等三个主体提出相关政策思考。     

教内冲突管理初探(一)

[前言] 宗教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社会的一支巨大力量."宗教和谙"是多年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切的一件大事,也是与宗教本身健康相关的大问题.宗教和谐包括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以及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的揭导者孔汉思(Hans Küng)曾说:"没有宗教间的...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重建一种责任伦理——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言说“责任”已成为当下显学,而“责任”并非脱胎于传统伦理学,所以,这一概念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意指并不明晰。在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展开对话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尽管两人的思想理路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尝试在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求得平衡,视责任主体对责任客体不求回馈的回应为责任伦理的特质,并将责任提至神圣性的高度。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规范,而是为责任伦理提供本体论或伦理学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责任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在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可为我们在当下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责任问题提供借鉴。     

论精神发展的三路向

精神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它主要有三个基本路向：遵循境界逻辑和适用苦乐原理的精神修养,遵循自由逻辑和适用主客原理的精神实现,遵循实践逻辑和适用知行原理的精神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寻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境界提供了智慧滋养;德国古典哲学在主客对立统一的框架中阐明了精神自由及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影响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基础条件,奠立了以实践为地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推进精神解放的分析框架。在追求天人合一或主客统一的共同目标时,三种路向存在着显著的方法论差异。在推进精神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和而不同、相互促进的。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丁俊在2006年第1期《回族研究》中发表文章《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文章认为,关于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中国学术界也积极参与有关讨论,发表了不少独到的意见。但中国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在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和研究。文章通过对伊斯兰文明及其内在精神的揭示,特别是从伊斯兰文明之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出发,指出倡导文明对话不仅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而且也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