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墨家学说自19世纪被译介到西方以降,其伦理学便备受关注,亦争议不断,百年来墨家伦理学说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异和偏离,在西方先后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更是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界两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跨文化阐释和学术争鸣中,墨家伦理学获得了西方汉学界持续广泛关注,促进了其伦理学经典谱写的生成,也提升了墨家学说乃至先秦哲学在西方哲学话语场的在场性。     

1例严重强迫症患者的动力性住院治疗

动力性住院治疗是将精神动力性治疗的原则和策略应用于住院病患的治疗。在与患者的日常互动中,治疗团队成员对患者理解、涵容及保持稳定一致的治疗态度的能力对疗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介绍一例严重强迫症患者的住院经过,展示治疗团队与患者互动的动力性过程,着重探讨治疗团队如何通过检视移情、反移情的素材获得对患者的理解以及此种理解...     

打开理解之门的秘钥——基于假装概念的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根据指称主义语义学,一个专名的语义贡献仅仅在于其所指称的个体对象。在指称主义前提下,根据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听者对包含专名的单称语句的理解在于把握说者表达的以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单称命题。本文论证,在说者和听者对一个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分歧的情况下,会普遍地出现对单称语句的理解难题。为解决该难题,本文尝试利用假装概念,提出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通过回应可能质疑对该模型进行辩护,并指出未来工作方向。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教堂酒会”与近代早期英格兰价值观念变迁

教堂酒会是近代早期由堂区教堂组织的一种集体狂欢活动,主要盛行于都铎时期的农村地区,一度成为募集堂区资金的最大单一来源,在黑死病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建教堂和贫民救济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性娱乐活动,教堂酒会还起到了增进社区睦邻关系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教改革的反复而几经兴替,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中晚期清教主义的发展,清教徒强调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从而导致了对传统狂欢活动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系统化的教堂税赋在各地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使得教堂酒会最终走向没落。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四弘誓愿

中国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菩萨戒,作为菩萨戒的重要部分的发愿,尤其是显教的四弘誓愿与密教的五大愿作为现今僧俗两界公认的正式发愿方式为人所熟知,从印度就有的誓愿在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发展,直至《菩萨本业经》提出了法华四句与四圣谛相结合的四弘誓,奠定了中国佛教誓愿的基本形态。之后,四弘誓为天台宗、禅宗所重视,将本宗的哲学概念与四弘誓相糅合而成现有的四弘誓愿,而汉语语境下的这一系列概念的糅合与确立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四弘誓愿的衍生句——五大愿和四誓愿更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佛教最正式的发愿方式,影响至今。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培育反偏见德性是对抗认知不正义的有效策略吗

认知不正义源于不平等权力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偏见,不仅错失知识,而且贬抑人性。为了对抗认知不正义,弗里克要求听者培养并运用反偏见德性以辨识并化解偏见对可信度判断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一方案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反偏见德性的概念应用于日常实践时,面临稳定性与合理性不足的问题;其次,弗里克对反偏见德性运作方式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问题;最后,当主体试图反思与纠偏时,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因此,个体的德性实践并非认知不正义最有效的反制策略。除了培育个体的理智德性,最终仍需通过培育集体知识自信、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等途径来消弭认知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