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

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在2—4岁间的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对172名儿童从2岁起进行2年追踪,在被试2岁和4岁时,分别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间卷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强,儿童在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内隐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弱;从2岁到4岁之间,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的稳定性相对略低,父母教养态度也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自然与益生之间:道家道教生命态度比较的重要向度

道家倡自然,道教重益生。在生死立场与生命态度上,道家和道教之间发生重大转向与变化。它既与"道"在先秦诸子文化当中地位的下降有关,也与道教产生的思想资源之驳杂性密切相关;既是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人们应对和解决人与宇宙及社会关系的理论需要与精神诉求。     

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以对北京市怀柔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为例

双重管理体制是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基本管理体制,迄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各业务主管单位履行职责的程度很不平衡、各业务主管单位同区登记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协调;登记管理部门的力量薄弱等问题.为促进民间组织发展,改革和创新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对民间组织实行专业的部门管理,协调好民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间的关系.     

双重悖论下的智慧之作--浅析吴山专的《大生意》

行为艺术在中国一直游走在社会及艺术的边缘，艰难地前行。“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现代艺术的谢幕礼，而行为艺术是此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吴山专在这里做了一桩“大生意”，既延续其一贯的创作风格，亦旨在反抗美术馆体制、美术理论家的“霸权”、商业化对艺术领域的渗透。作品意义在生效之时，产生了双重悖论，值得深入探讨。     

从“倒水”开始

大学毕业前，我觉得堂堂大学生，干一个公司的文秘，应该绰绰有余。正好我们几个大学生毕业前到一家公司实习，公司安排我们做文秘。 在培训时，总经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大学生要从倒水、泡茶开始学起，这里面可是大有学问。”一是态度问题，倒水、泡茶就是要有服务他人、服务老板的意识；二是技术问题，先例与后倒，多倒与少倒，快倒与慢倒，[第一段]     

同伴与青少年吸烟行为关系的研究进展

同伴一直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有关青少年吸烟行为的研究中,同伴无疑是研究的核心。回顾有关青少年吸烟行为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研究内容：     

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阻碍群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是阻碍群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和群际焦虑理论模型,测量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交往时的群际焦虑水平、彼此持有的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态度等变量,考查了这些变量的特征及关系。结果表明:(1)汉族在群际交往过程中的群际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少数民族;(2)女性比男性持有更积极的外群体态度;(3)消极刻板印象是产生群际焦虑和偏见态度的重要原因。减少消极刻板印象、降低群际焦虑是促进群际交往的重要途径。     

双重集权:财政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有的学者认为中央和地方呈现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而有的学者认为两者间是向下授权、相互分工的关系。那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演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目前呈现怎样的状态?本文以财政改革为考察对象,认为中央和地方未必是对同一种权力或资源的争夺或者分享,它们可在不同维度各自集权:从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支配来看,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中央部门对下级政府的财力干预变强;从地方收入角度来看,地方财政部门日益崛起,地方政府能够统揽和支配原先分散于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换句话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双重集权的状态,这产生了多重的治理效应。     

元认知:态度与说服研究的新视角

态度元认知指个体对所持态度的主观判断(如态度是否正确、重要与否等),是态度强度的重要维度,并能在态度说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介绍态度元认知的主要成分(态度确定性、重要性及矛盾性),然后重点阐述新近对态度说服元认知过程的解释模型:认知加工精细程度模型(ELM),内隐-外显双过程模型(APE)和元认知模型(MCM),并从来源属性(来源可信度)、受众属性(情绪及身体动作)、信息属性(信息与受众的匹配程度)和情景四个方面阐释了影响说服元认知过程的因素。未来可以在态度元认知成分及其影响、说服元认知过程的心理机制、态度元认知神经机制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     

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与消费者态度: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

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了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以及产品-公益事业拟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对消费者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道德提升感在捐赠水平与消费者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与此同时,产品-公益事业拟合度显著地调节了捐赠水平与道德提升感的关系,且该调节关系通过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来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