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综合价值的实现模式:以幸福银行“熊猫村项目”为例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公益性经济组织,兼具社会性与商业性,虽以商业手段盈利,但其最高宗旨在于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善。在Jed Emerson的综合价值理论中,社会企业追求的价值是一种多维的、具有融合特质的"综合价值",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价值成分要素。综合价值的三个价值层面具有互嵌性与耦合性,能够激发单纯的价值叠加以外的效益。社会企业的综合价值实现模式通常包括独立运作项目、影响力投资、与社会组织合作三大路径,而现实中三大路径时有重叠混合。基于社会企业"幸福银行"在四川省开展的熊猫村开发计划,可以透视我国社会企业综合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典型模式以及困境,并从中获得模式改进的一些重要启发。社会企业的综合价值实现模式需要在融合、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以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选举质量的村社共同体视角:家庭机制介入选举及其利弊

提高村委会选举质量是村委会选举制度改进的重要着眼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期间外出的登记选民可以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简称为"户内委托"),家庭机制由此正式介入投票过程。这在以保障选举权利作为选举质量中心的主流观点看来,会对选举质量带来负面影响。本文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村委会选举质量应同时包含改善村社共同体治理和保障村民权利两个方面。家庭机制对这两个方面分别有正反两面的影响,利弊加总后,户内委托相比不限制受托人在近亲属范围的委托投票能带来更高的选举质量。家庭机制对选举质量的影响,可在对《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后评估中关注,也可用于有关的实证检验。     

信访大数据与社会风险预警

增强全面驾驭风险的本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要求。社会风险预警是社会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基于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已经陷入停滞,新时代的社会风险预警需要厘清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区分社会风险的类型,建立持续、有效、可靠的数据来源,界定社会风险预警的适应情境。大数据的兴起、信访的泛化和网络信访的广泛推行为发展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风险预警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需要加强网络信访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倡导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促进信访数据去敏感化、信访制度去神秘化,发展信访部门与学术机构、商业公司的深度合作,推动信访办理走向信访治理。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论公共服务供给中“协同惰性”及其超越

在公共服务实践中,"协同惰性"能够深刻影响协作的进程与成败,它表现为政府出于"卸责心态"而"不想协作"、企业基于"撇脂倾向"而"不愿协作"、社会组织困于"志愿失灵"而"不能协作"、公民由于"边缘地位"而"不便协作"。虽然协同优势理论试图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纬度揭开"协同惰性"的理论面相,但是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超越方案。而本文的研究认为:引发"协同惰性"的深层症结在于公共服务协作体系中主体间关系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所以,只有构建起以公共性为导向、以"平等、共赢、自治"为特征的合作型公共服务模式,主体间"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才能得以消除,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协同惰性"才有被超越的可能。     

从“变齐变鲁”到“齐不如鲁”:一种思想史叙述模式的形成

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历代学者多根据战国秦汉文献对齐、鲁政治差异的记载,结合刘向以"王霸之迹"分别概括鲁政、齐政,进而以"齐不如鲁"来解读孔子这番言论。不过,通过对传世文献不同叙述模式的梳理,则可发现秦汉文献对齐、鲁政治差异的记载,似与"变齐变鲁"并无关涉。刘向所谓"齐不如鲁"之论,也是在借鉴了既有叙述模式的基础之上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至东汉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的论述才开始有意将"齐不如鲁"与"变齐变鲁"相提并论。而到了南宋,朱熹方以"齐不如鲁"解读"变齐变鲁",并影响至今。以上过程,正体现出儒学变迁对思想史叙述模式形成的影响。     

情境与互动：人际互倚及其模

人际互倚理论主要关注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依附关系。文章介绍了互倚理论的历史发展,论述了人际互倚理论发展中研究方法的改进：从结果矩阵到转换细目表。方法的改进推动了重视情境的人际互倚情境模式的发展,使人际互倚理论从研究静态人际互倚关系转向研究动态人际互倚的转换过程。该文还对人际互倚研究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探析——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

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医疗机器人的不断发展面临主体资质复杂、责任认定困难等责任伦理风险,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危机等医患伦理风险,数据质量与数据隐私等数据伦理风险,算法安全与算法偏见等算法伦理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分配正义风险。医疗机器人的伦理治理要以医学伦理和机器人伦理准则为依据,建立多元伦理治理体制,推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探索自愿型、调节型与管制型等伦理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加快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基本逻辑:公民权利的视域

人类公共管理活动起源于增进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实际需要,公民权利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与旨归,公共管理活动则是增进与维护公民权利的工具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式微、回归与复兴的过程,亦即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过程.原始服务型公共管理强调公共管理的工具性而忽视公民权利对公共管理的主体性与参与性;统治型公共管理中,增进公民权利的公共管理工具异化为奴役公民权利的“利维坦”;管理型公共管理回归维护公民权利的本质特征,实现增进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初步统一;服务型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为旨归,既强调公共管理增进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工具特色,又强调公民监督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的权利特征,为实现公民权利与增进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公共管理工具之间的融合与统一提供了美好愿景,是公民权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应然方向.     

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血管外科治疗模式的转变

血管外科在近十年发展迅速,其手术治疗已由传统开放手术为主转变成微创腔内治疗术为主的模式.这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医学新理念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求从事血管外科的医务工作者科学看待手术模式的转变,熟练掌握各种新技术,努力创新,优化设计,降低手术风险及患者痛苦,提高手术安全性及患者术后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