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园林植物的造景配置

在传统园林的设计中,借植物达到园林造景以及引导观赏者浏览的手法是十分常见的。在对中国传统园林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针对植物在园林中的配置种类、"师法自然,巧为人工"的造景原则及其所蕴含的艺术文化价值与内涵等方面,并结合传统园林的特点,开展对园林植物配置的简单探析。     

设计是对生活的探讨,做到恰到好处——浅析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

在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今天,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带来的心灵体验,深泽直人就是这样一位能给受众带来精神满足的产品设计师。他首创"无意识设计"这一设计理念,并通过这一理念运用极简主义设计原则创造出了很多功能性极强的产品,更多地体现了极强的功能性美学。深泽直人使我们重新审视设计,思考生活,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他为大众的生活带来的无限趣味和惊喜。他的设计理念也极具现实教育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雅克·马里坦的新托马斯主义人学与教育思想

马里坦以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思想为出发点,阐述了人学与教育观的紧密联系,认为正确的教育观应该奠基于基督教的人观之上。他一方面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人,使人获得精神的自由,帮助人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好的公民,另一方面又对一些错误的教育观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而为人类摆脱文明危机提供了一种值得我们重视的重要手段。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瓦内格姆:活着与苟生的批判辩证法

瓦内格姆的苟生概念,其实是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字母主义等先锋艺术思潮所致力否定的那种麻木现实生活的概括和抽象,也是对列斐伏尔对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的诗化改写。苟生作为生存的异化状态,它的未被异化的价值悬设是人的真实生命的诗意涌动——"活着"。从苟生到活着,这就是瓦内格姆"日常生活革命"的目标。1968年的五月风暴革命,瓦内格姆和情境主义国际的那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的艺术革命和新型激进思想,真的变成了现实,将他们钟爱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改变世界",推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革命。虽然,这场"蔷薇花式的革命"注定会失败,但它真的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史。     

公共卫生监测中的伦理原则及标准

从理论上概述了各时期监测定义的演变以及相关伦理辩论,列举了公共卫生监测所引发的普遍的伦理问题及适用的主要伦理原则,揭示了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中伦理问题的不同。人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共同基础,因此,也可能是临床伦理和公共卫生伦理的共同基础。最后,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公共卫生监测中伦理问题的指南》及其他文献列出多种公共卫生伦理标准,试图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评估公共卫生监测方案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     

神灵主义医学何以可能?

神灵主义医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医学范式,拥有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信念、方法论体系和解释机制。神灵主义医学已经长期存在,并且在当今世界也广泛存在,这是世界之中的事实,无需争论。站在当代医学发展的前沿回头看,神灵主义医学之所以能够长期指导人类的医疗实践,有其内在原因。人类的大量自限性疾病,为神灵主义医学的成功提供了广泛的归纳支持。安慰剂效应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神灵主义医学成功的内在可能性。超自然解释,是神灵主义医学治疗失败后,医师给予患者的无助安慰,却为巫医守住了信誉的最后堡垒。     

70岁高龄男性助孕引发的问题及伦理思考

报道了1例70岁高龄男性的助孕情况,探讨了高龄男性生育现状、高龄男性助孕存在的问题以及助孕易于引发的伦理问题。意在提醒生殖中心工作人员在接诊高龄男性患者助孕时,既要尊重其与配偶的生育权,又要充分告知高龄男性生育给自身、配偶及后代带来的风险。助孕前应加强医患沟通,遵循有利于患者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有利于后代原则,同时接受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严防技术滥用,适时劝导高龄男性患者放弃助孕治疗。     

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行使的伦理规制

国家健康权力是由国家行使的专为对社会民众或其他主体的健康权利进行权衡、协调和确认之力。它包括健康定义权、健康立法权、健康资源配置调节权等权能。国家通过权力认可健康概念、制定健康法律法规、协调健康人力和物力资源。在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在疫病防控、人员物资调配、疾病检测、疾病治疗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健康权力行使过程中,既受医学伦理原则的制约,又赋予"生命神圣"、自主、行善、不伤害、公正原则以新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