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情告知的家庭主义模式

癌症病情告知涉及到的是一个不同于癌症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问题。中国癌症病情的告知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家庭主义模式。家庭主义模式的确立,可以从患者的脆弱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辩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癌症病情告知的家庭主义模式面临个体权利意识觉醒和家庭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挑战。有必要确立一种程序性的家庭主义模式,在尊重癌症患者知情权的基础上,按照家庭主义模式设计患者行使知情权的具体程序,在保障患者知情权和发挥家庭照护作用之间求得平衡。     

对比主义的合理性研究

对比主义主张,知识是三元的对比关系。对比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为知识的对比性提供了理据。在思辨层面,论证对比项的理据有:对比归赋论证、捆绑论证、省略论证、聚焦论证、表面悖论论证、兼容论证、探求得分论证以及思想实验论证;在实证层面,问卷调查发现知识归赋具有对比效应。对比主义在最近十多年来迅猛发展,并逐渐扩展到信念、确证、解释、因果、正当性、实践推理等研究领域。尽管如此,对比主义的繁荣背后隐藏着不可克服的困境,作为基础的知识对比主义面临实证的挑战,难逃非超越性、可取代性、自身难题等方面的理论困境。     

艺术本质的历史之维——丹托艺术观念的生成语境探析

如何定义艺术是20世纪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为解决此问题,阿瑟·丹托坚持本质主义立场,提出了本质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相结合的定义策略。他的这一观点实则回应了两类相关理论:第一类是反本质主义艺术观,代表人物是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韦茨;第二类是不充分的本质主义艺术观,包括格林伯格以形式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艺术观、迪基不乏社会学色彩的"艺术体制论"、弗雷德和莱文森的历史主义定义策略。丹托的艺术本质观是前卫艺术激发的理论探索的逻辑合题,也充分说明本质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就提出方式而言,丹托的艺术哲学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化和批评化特征。     

骨折治疗方法与原则的最优化历程

多年来骨折治疗,新旧技术、新旧理论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使得临床疗效显著提高,现阶段理智的临床医生应该融汇各家之长,多方互补,对每一位骨折患者的治疗都应该按照最优化的原则进行。但是在医疗过程中总存在着如方法选择不当或者错误,过度治疗,医患信任危机,医疗伦理道德的丧失等情况,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哲学的诠释新径——论方东美的“机体主义”

方东美借"机体主义"诠释中国哲学之特质,其"机体"思想具备三个向度的哲学意涵:第一,作为诠释方法的机体主义,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对怀特海机体哲学作出方法学上的提炼和转化;第二,作为本体论的机体主义,"普遍生命""双回向"的上下贯通使得人与宇宙世界的圆融无碍找到形上的依据,在儒道佛的阐释中分别体现为"生生""大道""真如";第三,作为中国哲学通性的"机体主义",它表现在儒道佛同俱"旁通统贯论""道论""人格超升论"等中国哲学之精神。此三种意涵构成方东美独到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还理论于历史,还概念于语境,以"忠恕体物,道通为一"的整体思维方法以及体察万物的中庸之道对中国哲学作出真正"同情的理解"。     

两种“内在价值”理论之争——重审摩尔对布伦塔诺的批评

在"是否承认内在价值"的问题上,摩尔属于布伦塔诺少有的同盟者,不过在一些重要方面摩尔却对后者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内在善好"概念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的说明方式没有清晰认识到"内在善好"仅仅取决于相关对象的内在本质而与情感无关;在偏爱原则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混淆了正当性的程度差异和正当的偏爱情感,而没有认识到前者才是决定价值排序的本质要素;在总量原则上,摩尔批评布伦塔诺没有恰当认识到在整体和部分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会导致恶劣的道德后果。通过重新审视上述批评可知,布伦塔诺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应摩尔对其的批评,而且在"内在价值"理论上,他提供了一种与摩尔不同甚至更加精致的理论形态。重审及回应摩尔对布伦塔诺的批评也有助于弄清"内在价值"这种"实事"本身。     

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生成进路的辩护

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被理解为两个版本。弱版本认为在科学实践中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论过程中。强版本则坚持一些社会性因素是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许多争议。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鸿沟,而该鸿沟是学界质疑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的主要原因。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进路也存在着类似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生成理论对强版本具身进路的辩护策略可以被借用来处理批判语境主义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两种对应强弱版本鸿沟策略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生成进路所提供的资源可为批判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辩护。     

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医护人员疫情支援实践的权衡机制探究

基于对10名疫情期间曾支援前线的医护工作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网络平台相关文本的内容分析,旨在透过新家庭主义视角,致力于探讨医护人员在面对家庭与国家二者关系时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其支援实践中形成家国平衡的文化与社会逻辑,从而探究其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支援实践的行为机制和合理性基础。研究认为,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抉择是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在医护人员进行综合考量下的结果。这一权衡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在场的驱动与感召、家庭弥散渗透下的调适和个人个体主义的出现。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允恶,为自由之故?

神正论问题向来是宗教哲学绕不过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果上帝拥有全知、全善和全能的属性,那么恶为何存在?刘易斯从几种回应入手,最终将论争的焦点集中在A.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神正论上。刘易斯反驳了普兰丁格对神正论仅仅作"辩护"的态度,也认为应当扩充一下普兰丁格的"有意义的自由"的含义。通过对比相容论和不相容论,本文论证了对自由意志神正论应当采取不相容论的立场,并且引入莫林纳主义的"中间知识"和"关于自由的反事实句"两个概念。最后,刘易斯为了反驳自由意志神正论,提出上帝可以给予受造物选择性的自由,这样一来,有自由的受造物和无恶的世界就能并存,由此指出了自由意志神正论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