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传承研究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活动最频繁、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凸显文化遗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视角和重要力量。基于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传承视角,分析大运河江苏段名镇名村保护现状,从而提出名镇名村保护传承的路径。     

襄阳古城墙建筑遗产分析与转型策略

以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古城墙为研究对象,从完备且独特的防御体系、古代文化的见证、与古代三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等角度对襄阳古城墙建筑遗产进行分析,以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襄阳古城墙区位特点和情况,了解襄阳古城墙现如今的状况,同时利用相关设计策略手段为襄阳古城墙建筑遗产的转型提供一定的思路。     

重访卢卡奇的苏联时期：历史、文本与再评价

G.卢卡奇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卢卡奇的个人际遇成为知识分子转向革命者的典型。然而,承载着卢卡奇共产主义哲学家和党的理论家身份的苏联时期,长期以来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非议与指责。本文认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看似矛盾的指责,实际上都带有西方学院派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卢卡奇而言,苏联时期不仅是对其共产主义信仰的试炼,更是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与实践的重要阶段。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学的关键性讨论中,卢卡奇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建构作用,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中产生了多重思想史效应。在国内外学界卢卡奇研究复兴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历史与文本的重访,系统梳理卢卡奇在苏联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历程,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考察卢卡奇苏联时期理论与方法的当代有效性。     

南朝四百八十寺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佛教称为北方佛教,长江流域的佛教称为江南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江南佛教。     

从马克思哲学的展开逻辑看其无神论特质

坚持彻底的无神论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品格,超越宗教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宗教产生根源的分析比对宗教进行单纯的外在批判更加重要,只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找到人的解放的科学的实现路径,宗教最终会自行消亡,因此,马克思哲学主要致力于对宗教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进行深入剖析。马克思哲学展开逻辑的每一环节,都没有把实现人的解放寄托于任何超自然的力量,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其无神论思想的展开过程,揭示这一过程,是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无神论特质的关键。     

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革的高度出发,以更宽阔深远的历史视角加以把握。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次碰撞角度看,二者之间的内在差异性,其使基于本民族传统来比附、解释源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路径依赖”。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所谓截然的断裂性,其仍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对现实发挥影响,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存在正反两个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就是要超越单纯从形式层面理解二者的融合问题——传统文化供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表达,而且需要进一步实现二者在实质性理论内容层面的交融。     

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

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对其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春秋》公羊学的抽象义理,也不能局限于边疆问题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局部政治实践。本文重返秦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其间发生的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秦统一之初的封建、郡县之辩;李斯反对淳于越,寻求学术一统的论述;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对策。分析这些追求国家一统的实践性思想文本可以确认：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为中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民众生活方式变迁与园林价值调适: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种历史比较分析

民众生活方式成为近年来各领域的讨论热点。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为园林价值属性的丰富完善提供了客观条件,并回应了现实要求。本文从民众日常生活出发,将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现代园林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厘清民众生活需求和园林建设的相互促进关系,总结园林在民众不同生活领域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特征,分析园林功能拓展与价值生成的规律特征,并对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讨论。     

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及其影响——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

灾难作为人类社会无以规避的一面,理应被置于唯物史观视域加以哲学省思。从唯物史观看,灾难具有特定的关系意涵,任何灾难都是在具体的关系向度或关系共同体中生成和衍化的。考察灾难的社会性成因,其中经济性维度、政治性维度、观念性维度具有普遍的阐释意义,而面对当下频发的全球性“现代灾难”,则又需将资本性维度置于分析框架之中。灾难虽以极为深刻而特殊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变迁和世界历史进程,但灾难终究只是历史合力中次要的、非主导性的力量,它无法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规律,其历史作用有内在的限度和边界。因此,既要充分考量又不能片面夸大灾难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