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苑三教关系思想及其地位新论

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和深入发掘,甚至遭到曲解,事实上慧苑的三教关系思想具有分判三教和融通三教两方面相结合的深刻内涵,即在分判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差异基础上,力图以佛教特别是华严宗统摄和融通儒道二教而将儒佛道三教调合成一个彼此融通的系统化统一整体,慧苑三教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与中国佛教(含华严宗...     

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保守主义成分

《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卢卡奇在书中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但由于未能完全洞察和拒斥黑格尔和韦伯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成分,最终在理论上陷入了悖论。深刻剖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和官僚制思想,揭露其中内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是正确评价卢卡奇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是阻断《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错误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的关键。梅扎罗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思想遗产的评估可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但由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方法的积极影响,因此他对卢卡奇思想中保守主义成分的评估有失公允。     

“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     

历史运动的内在论表达——马克思辩证法的对象与范畴

哲学家们关于世界的思考原则有超验论和内在论之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选择世界之外还是世界之内的基点来理解整个世界。近代以来,这两种原则又延伸到关于历史的思考中。康德和黑格尔等超验论者大体从现实世界之外的抽象原则去理解历史,而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思考则属于一种典型的内在论。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实证的原则,从历史的内在要素出发去把握历史的运动和变迁,是一个由实践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作为核心范畴组织起来的多层次范畴体系。其中,实践侧重于揭示历史运动的动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则是实践在社会层面的表达,是呈现历史的恰切平面。《资本论》的“大逻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自反性的揭示,对这种内在论的历史表达做出了光辉的示范。     

日本崎门学派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接受与传承

江户时代,日本的朱子学开始复兴。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白鹿洞书院揭示》自传入日本后就受到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暗斋的关注,并作《集注》对其进行表彰与宣扬。随后,崎门弟子承袭师说,从不同角度对其解读,使其中蕴含的伦理思想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崎门学派对《揭示》的讲解与传承,体现了门派之间承续师意、因袭学统的学脉源流,同时也在重视日常实践与运用的基础上致力于《揭示》伦理思想的本土化,使其在日本形成了完备的传承系统,对日本近代教育以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略论中央政府管理之下的活佛转世

<正>一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三大支系之一,除具有宽广深厚的佛教共性之外,还有着因其特殊历史文化渊源、宗教情感体验、法脉传承轨制和信教群众需要而形成的鲜明个性。活佛转世,就是其鲜明个性特征中的一个显例。活佛转世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公元1193年。这一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圆寂前向徒众开示,他将以应身(化身)转生人间、绍隆佛种。继他之后的该派高僧噶玛拔希(1204-1283),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潘梓年对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贡献及历史意义——纪念潘梓年逝世50周年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锁钥——唯物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地基,潘梓年所作出的卓越的哲学贡献包括：创新性地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明确提出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阐明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他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的阐释和探索,是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和创新唯物辩证法的优秀典范,其哲学贡献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理论形态提供了可能路径,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和实际运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并深刻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建树。     

作为“社会历史前提批判”的辩证法——论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主体性维度

主体性是辩证法的特殊维度。辩证法的发展与主体性观念的变革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在黑格尔之前,辩证法主要在形式方法的意义上被确立,其特有的主体性演变为主观性和消极性,从而陷入了理论危机。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辩证法神秘化了。主体性观念的变革构成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重要根据和维度。马克思通过重新设定辩证法的“主体”,将“实体即主体”变革为“人即社会”,以实践主体的现实性和解放性指向消解了以往辩证法的主观性和消极性,实现了对辩证法的理论变革,确立起作为“社会历史前提批判”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成为捍卫社会生活的丰富总体和自由个性的自觉意识,展现出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