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共情的中介作用CSSCI

为考察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采用家庭功能量表、长处与困难问卷、人际反应指数量表对530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2)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在家庭功能和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幻想和个人忧伤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本研究揭示了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为培养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儿童期创伤与共情的关系：一项三水平元分析

本研究运用三水平元分析技术系统探讨儿童期创伤与共情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通过文献检索与筛选,获得46项研究和352个效应量,共包含23039名被试。元分析结果发现,儿童期创伤与共情存在显著负相关(r=-0.076)。儿童期创伤类型存在调节作用,躯体忽视(r=-0.095)与情感忽视(r=-0.128)均与共情显著负相关,而躯体虐待(r=0.005)、情感虐待(r=-0.051)和性虐待(r=-0.058)均与共情相关不显著。共情成分存在调节作用,在认知共情中,儿童期创伤与观点采择(r=-0.127)显著负相关,而与幻想(r=-0.044)相关不显著;在情感共情中,儿童期创伤与共情关注(r=-0.148)显著负相关,而与个人痛苦(r=0.153)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首次系统比较了不同类型儿童期创伤与共情的关系以及儿童期创伤在共情各成分上的效应,并提出了培养共情的建议。     

启蒙的再启蒙——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意义

反抗“思想的统治”符合启蒙的基本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分。这种区分实质上又体现为二者在如何推进启蒙问题上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德国视域且向往法国版的启蒙，有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但未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止步于宗教批判、观念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启蒙，堵塞了继续启蒙的通道。马克思则实现了新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融合了英法德启蒙传统，超越了之前启蒙的逻辑，实现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稳健启蒙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这是对启蒙的再启蒙，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启蒙精神，使启蒙人道理想有了现实可能。马克思的方案至今仍有积极启示价值。     

工人活劳动与“《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是马克思留下的重要课题。《资本论》中重点论述的工人活劳动，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以工人活劳动为立论基石，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为《资本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透彻分析了工人活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内在联系，为《资本论》奠定了科学的价值论基础。马克思揭示出工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个被掩盖的事实，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为工人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为《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奠定了牢固的现实基础。     

论恩格斯晚年宗教研究意蕴

恩格斯晚年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颇丰。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某种温和的转变，有一些学者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立场上，否认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晚年独立做出的研究成果，否认恩格斯晚年宗教观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恩格斯晚年的宗教研究主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结合恩格斯晚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捍卫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个人圣经情结的解开三个方面剖析恩格斯晚年研究宗教的目的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看待恩格斯晚年的宗教研究成果及其对待宗教的态度转变问题。     

萨特:人学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萨特用批判性的新人本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首先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证方法论导致其理论存在"人学空场",质疑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合理性。然后萨特创立了个人辩证法,并将个人的实践经验作为辩证法的来源,将个人活动纳入到社会历史考察中,严格将辩证法限定在历史领域,否定自然辩证法存在的必要性。最后萨特用人学辩证法阐释先验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自由与历史必然的辩证统一,思维与实践的统一,个人与历史整体化的统一。萨特的人学辩证法对反对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有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的内容,提供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论范式与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其理论的建构缺乏科学的学理基础,不失为一种遗憾。     

抑郁症的心理治疗及认知疗法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简述抑郁症的心理治疗的不同学派的观点，心理治疗把个人关系失常当作抑郁的成因，强调感情联系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治疗师应从6个方面支持及辅导患者；具体阐述了认知疗法这一心理疗法中较新的方法用于抑郁症治疗的理论基础、目的以及实际治疗中要注意的三个方面。     

雅典与耶路撒冷——学术、信仰与神学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选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雅典遇到知识界人士，使徒保罗在向那些最富有怀疑精神的人解释自己的信仰。在雅典，保罗和以彼古罗、斯多亚派，以及城市里其他人辩论(徒17：18)。后来，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又称“众星之山”的地方，此地是雅典人聆听和评论各种宗教与哲学观点之处。由于这一段经文的缘故，“雅典”已经变成“学术”或“大学”的象征——即哲学与科学知识的中心。雅典和象征信仰的“耶路撒冷”常常是相对立的。雅典和耶路撒冷都是象征。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     

哲学或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热讨论之后的冷思考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实证科学还是哲学,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描述,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哲学性质。由于争论的需要而使某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处理,因而     

立足社会现实,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访吴晓明教授

吴晓明,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于19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