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善之辩

《大希庇阿斯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美的可能性,以"美是难以说清的"结尾。《会饮篇》审视了爱与美的关系,爱的阶梯的终端是绝对纯粹永恒的美本身。《理想国》说明通过辩证法可以通达善本身。柏拉图从形而上学二元论出发,划分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一方面,柏拉图提出了美本身和善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柏拉图没有彻底认识清楚"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关系,没有解释明白美和善的确切区别和联系。总体上讲,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使其将善置于美之上,美本身与善本身在终极意义上才是同一的。     

可以推举新的“三段论”:兴于味,立于法,守于责

正我以为,现阶段倡导重估、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不只是为高效度的治国理政(效政)探求切实有用的参照方略,也是为新时代的公民德行(民德)探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伦理准则。在美学领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套儒家式的"三段论",是推崇诗、礼与乐"三教"的,是旨在成就或构建杰出人格的。现在,若因循守旧地重复历史,这对大多数人来讲很难行得通。但这绝非是说,传统的"三教"思     

蒙元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文化与设计密不可分,蒙元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在多种文化交融过程中,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我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文化标志。通过分析内蒙古地区一些民族性建筑空间来阐释蒙元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性以及应用的方法。     

古城布局对新城规划的借鉴--以商丘为例

通过对商丘新城规划所面临的困惑与商丘古城历史资源的对比分析,提出借鉴“系统思维”打造成特色城市规划;借鉴古城布局促进城市分区整合;借鉴古城规划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均衡发展的三点建议。并以此为例,对当代城市发展与历史资源利用提出几点意见。     

浅谈豫剧乐队的发展与变化

豫剧乐队是伴随着豫剧的产生而形成的,它经历了二百多个春秋,人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乐器从简单的“一鼓二锣三弦手”到中西结合的混合乐队,这些变化来自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历史背景社会需求等因素。     

大足石刻:唐宋美学的旷世之作

正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境内,西距成都271公里,东距重庆167公里,有74处5万余尊宗教石刻造像,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它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为著,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大足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     

英国工党史：以政治思想演变为中心的考察

英国工党原属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翼,由于得到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工党才取代自由党,成为与保守党平分秋色的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然而,当工党发展为英国主要政党之后,面对大选和执政的压力,工党不可避免地要在阶级党与宪政党之间进行平衡,内部的争论和分歧也更加激烈,最后拉开与工会距离,背离原有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工党长期处于宪政党与阶级党的两难之中,政策发生“左”与“右”的反复交错。工党多重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不同影响,是工党经济、社会、外交政策以及组织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多为迎合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引导社会潮流和实行根本性社会变革,因而工党只能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而不是坚守传统思想或所谓“工人阶级代言人”地位。“第三条道路”是工党遵循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标志着工党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完全倒向政治实用主义。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和最终消失是工党遵守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工党逐步抹去阶级色彩并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英国宪政党的过程。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