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虚妄”的政教逻辑：王充对万物变化的阐释与应对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     

认识灾后心理情绪的发展过程

在严重的灾难事件中，亲历者历经了一般生活中没有遇到过的危机状况，从而会产生一系列不常见的反应，这表明他们的心理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其实，从灾害发生的一刻起，人的心理情绪变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否认期、怨恨期、讨价还价期、忧郁期、接受期和适应期。     

喜看三秦道教变化 见证改革开放成果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陕西省道教事业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与全面进步.广大道教徒借此最直接、最真实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给自己的莫大好处.可以说,道教事业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神奇宝镜的背后——"风月宝鉴"的宗教思想文化蕴含

在<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我国特定宗教思想文化土壤中的产物,又是宗教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我国蕴含深厚、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实体.因此,我们了解了"风月宝鉴"的宗教思想文化蕴含,就可进一步看清作者的创作深意,看清当时思想的发展变化,更可看清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积淀!     

人口结构变动与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

本文首先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储蓄率的机构,利用中国29个省2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人口结构变动对于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人口增长率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工作人口增长率与储蓄率也呈现负相关性,这些实证结果在控制了其他一些人口结构因素以及经济变量后是稳健的.     

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中文版序

弗雷泽介绍了她与中国的家族渊源,说明了批判学派第三代关于"承认"争论的宏观背景,陈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发生的四大变化,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四本书之间的理论联系:<正义的中断>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再分配,还是承认>展开弗雷泽的"观点的二元论"和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之争;<正义的尺度>引进了正义的政治维度;<伤害+侮辱>展示了欧美理论家关于承认的辩论.     

大同方言近五十年来的语音变化

随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同方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大同方言语音近五十年来的变化从声、韵、调等方面分析探究。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近五十年来大同方言的语音在演变过程中朝着普通话的方向发展。     

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

性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专用名词。其实，从广义上讲，性意识是伴随人一生的，比如，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对性别色的理解和认识就是性意识的表现。而我们这里讲的性意识是专指伴随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产生的青春期性意识，包括对自己生理变化的关注，异性间的吸引、关注、倾慕和爱恋等内容。     

变化与发现

商场如战场，多少人功成名就，又有多少人“败走麦城”，如何能使商场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真像神话传说那样，能有点石成金的法术就好了。其实，要练就点金术并不难，只要你善于动脑，从商品或经营策略的一个点上稍加变化，把平常变为不平常；只要你善于动眼，发现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你一定能所向披靡，马到成功。 “二合一”鼠标垫王先生开了一家电脑公司，除了卖各种电脑软硬件、配件外，也帮人家组装电脑。一开始他的生意并不好，而且还因为不慎轻信朋友，有2万多货款无法追回，经过交涉，也只是抵了一批鼠标垫，共有2万多只。一个破鼠标…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