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般若经》远离说与郭象朝隐论之比较研究

《小品般若经》批判传统的远离人世至山林空寂之处修行的方法,提倡以清净解脱的般若心和慈悲济世的菩萨行返回人间。这一新解脱理论旨在为正在兴起的大乘佛教塑造菩萨的新理想人格。郭象在其朝隐论中所描述的身在朝廷心在山林的圣人形象,开始为中国士人的心理结构注入自我解脱的因素,形成既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又从世俗的名利权位解脱出来的新理想人格。郭象的圣人形象与菩萨形象有不少相似的特点。而文本的和历史的种种证据表明,郭象很可能阅读过《小品般若经》的两个早期译本及其它早期汉译佛典,并受到其一定影响。这一影响有助于郭象完成玄学统一自然和名教的历史使命。     

各家注《周易·革》卦新释--论革命的策略、道德价值观与合理性

历代注家关于《革》卦的主题思想为何，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史上的主流看法基本统一为将《革》卦定位在革命、变革之义上。基于革命这一大前提，本文考察了历代注家对《革》卦的注解，就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和革命的合理性等问题给出了新的探索。     

爱需要自我完善

选择第二次婚姻时,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过日子,而不是对方如何出类拔萃,我已经从离婚中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我确认自己有能力去更好地爱对方,同时也明白,爱一个人,就必须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也是我所谓"缘分"的一部分。我现在的妻子叫珠拉,在蒙古族语言中,珠拉的意思是"神灯"。天上必有神灯,而我这个"天",必由她这盏"神灯"照亮。我们相识六年后才结婚,是不是有点太"拖拉机"了?可我们之间的缘分,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定下了,我说的是某种比一见钟情更深的缘分。     

心里难过

正深夜里电话铃响。是朋友的电话。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突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从困倦中醒来,忽然非常感动。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常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确可以称之为难过。并非有什么亲友故去,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恰恰相反:也许刚刚经历一桩好事快事,却又无端地心里难过。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     

简论张积中“圣功”心性思想的意涵

太谷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心性涵养工夫统称为"圣功"。作为学派北宗的领袖,张积中的"天道观"、"性体论"、"情欲说",乃至其修养方法等,都是立足于儒学立场,在周太谷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与佛、道二教相融通的产物。张氏提出的"性无善恶"、"分道曰情"、"以性制情"、"以情通性"等观点,不但推动了太谷学派的心性思想由"天命本体"向"心性本体"的转变,而且为"圣功"增添了新的元素:相对于南宗突出"心息相依",北宗的修养工夫更加强调以"上达之情"来涵养性体,并把合理化地抒发欲望视作其"圣功"修养的基础。张积中是学派北宗"本体论"、"工夫论"建构的关键人物。北宗覆灭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张氏的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太谷学派的学理发展方向。     

禅是被消遣坏了的

看了《评禅外说禅》和《禅是被说坏的》两篇文章后,颇有一畅胸臆的念头,于是忙不迭地拟好了这个题目,但正要落笔时,却又犯疑了,反观一下,我有什么资格呢?我于禅有那么一丁点了解吗?实在是有一个“禅”来供我评说吗?自答曰:“无!无!无!”似乎这样一来,我是无话可说了。但是且慢!无话可说亦是有话可说。是不是禅我不知道,但还是不妨陈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恐怕不致大罪。永明延寿大师偈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后来的憨山大师更进一步:“     

真人应“露相”

有的人摊上了好事儿、喜事儿,或真的"心想事成"了,就手舞足蹈,喜形于色;若遇上倒霉背运、遭殃受难的事儿,立马心烦意躁,满面愁云。这种人有喜则喜,有忧则忧,不饰遮掩,感情外露。这岂不是做人的坦诚与真实?对于这般赤裸裸的、从里到外透着真实的人,人们历来看法有别、褒贬不一。有人喜欢含蓄荣辱不惊的人,认为他们深沉稳健理智,心里藏得住感情的千变万化,终成大事。有的人虽然不公然反对有城府、含而不露的人,     

道家春季话养生

道家春季话养生□王成亚●养生（亦谓摄生）者，并非禅坐静养、气功吐纳，也非采战之诀、导引之术所专用。最要紧的是顺应四时阴阳，要在日用而不可缺少的生活中注意。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述：黄帝问歧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二)——关于《诗说》对《诗经》典制名物的界说

从《文木山房诗说》对《诗经》中典制的界说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代初年经学研究疑古思辨的共同特征 ,而且对重新评价吴敬梓的文学思想和确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考察了《诗说》中对《关雎》、《采蘩》妇女采摘与祭祀礼制、《玄鸟》与“祈子”和“生子”以及《关雎》与“房中乐”等问题的界说 ,由此很清楚地看到 ,吴敬梓对待儒家礼法是处在总体上认同甚至遵从的思想境界中 ,但时有两难的困惑。其实 ,这正是清代经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