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一种新的公共治理逻辑

在人类社会形态和结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影响国家政权形式、社会和经济制度机制、组织形态的最主要的因素。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政府全面掌控社会的手段,单位制是透析我国整体社会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制度窗口,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另一种运行机制——项目制正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行为方式和内在运行逻辑。它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官僚组织体制中,勾连起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权力、利益和创新关系。项目制是如何产生的,它在带来制度变迁的同时又有着怎样的弊端?这是本文试图解释和阐释的问题。     

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作为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集中交叉的中观领域,当代中国官民共建的社区建设实践表明,社区建设必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它为研究和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的调整,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典型素材。     

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边疆宗教治理研究

与内地宗教相比,边疆宗教的情况更为复杂,管理工作的难度也更大。然而我们习惯于就宗教论宗教,就管理论管理,或者离开宗教谈边疆,离开边疆谈宗教,致使边疆宗教问题越管越多,越管越难。当前,面临边疆宗教偏离发展轨道、宗教渗透频发、极端主义蔓延等严峻形势,必须推动单一宗教管理模式向多元宗教治理模式转化。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边疆宗教只有适应边疆、植根边疆、融入边疆、服务边疆,才能最终与边疆社会协调发展。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结构探索及问卷编制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合与分析,结合对50名基层干部行为事件访谈法(BEI)的编码结果,构建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是由七个维度组成的理论假设,编制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初始问卷,经过试测删减后形成正式问卷。对山东省1325名基层干部进行正式施测,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基层干部治理能力包含引导与执行力、知识与技能拓展力、公共服务能力、整合资源能力、管理创新能力、信息分享提升力六个维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问卷的结构,结合信度检验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达标,可作为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测量工具。     

基于因果报应观念的认知调查与厚黑行为抑制效果分析

因果报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下社会大众。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社会大众对因果报应的认知与理解,并进一步通过启动实验考察因果报应启动对厚黑行为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大众对因果报应的认知与接纳是一种客观存在,55.83%的被试知晓因果报应,33.81%的被试表示相信因果报应的存在,10.09%的被试表示因果报应很灵验,23.67%的被试表示因果报应影响自己的行为处世,22.96%的被试表示会用因果报应提示教育身边的亲友。(2)因果报应材料的启动能显著地抑制厚黑行为,中性材料的启动不能抑制厚黑行为,因果报应启动的内容与厚黑人格对厚黑行为具有交互效应,因果报应启动能更显著地抑制高厚黑人格被试的厚黑行为。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社会公众对因果报应的接纳成就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因果报应内蕴的道德自律、匡扶正义、累德向善等价值内核成就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性,因果报应观念应建设性发掘和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所用。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与治理逻辑有着内在共通之处。儒家倡导的民本、官德、家风、中庸等思想,借助于适宜的转换路径,对当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传统观点往往将儒家德治主义局限在对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提出要求,忽略了儒家德治主义的核心是以统治者为表率,进而促进天下百姓的道德修炼。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全球治理与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化诱发的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建构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理念,遵循什么样的治理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并正在积极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治理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前景光明,但必须化解一系列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