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在社会转型中思考社会治理的话语重建

20世纪后期,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因而,也是话语重建的一次重大机遇。话语与语言、符号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话语重建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话语与语言区别开来,同时,又需要通过语言去重建话语。思想和观念是话语的基本内容,工业社会的话语中包含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双重内容,它们之间在表面上是对立的,而在其深层,则共有着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性思维。思维方式是话语的核心构成部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运动中重建话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需要在对分析性思维的反思中认识到它在工业社会的适应性,同时,也要揭示分析性思维的根本性缺陷,以求证明终结分析性思维之要求的合理性。在思维方式的问题上,话语重建意味着用相似性思维替代分析性思维。相似性思维是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共同行动要求的思维方式。     

道德恐慌:媒介符号的自我生产、消费及其治理理路

在道德恐慌现象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利益诉求者"的大众媒介起到关键作用。恐慌事件被媒介"生产"成"符号",为道德恐慌的形成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恐慌事件最终被社会公众所"消费"。治理道德恐慌,需要厘清媒介与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社会和民众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关于加强治理、坚决抵制道教商业化问题的通知北大核心SSCI

道教历来提倡“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崇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秉持传统、返本开新,借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改革开放国策的春风,道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道教领域也出现了商业化等不良现象,损害了道教的良好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侵蚀了道教健康发展的社会土壤。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双侧梭状回面孔区在面孔加工中的功能分工与协作

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FFA)是视觉皮层上专门加工面孔的区域。然而,双侧FFA在面孔加工中的功能分工与协作还存在争议。在特异性刺激的加工上,右侧FFA主要负责人类面孔类别的知觉,而左侧FFA的功能与面孔精细特征的感知有关;在皮层可塑性上,右侧FFA主要参与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学习,而左侧FFA负责成年人的知觉学习;在面孔网络中,二者与不同区域的连接用以适应不同的认知需求;他们之间的有向协作具有任务特定性。未来研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左侧FFA的可塑性程度及这一可塑性是否是认知特定的、左侧FFA及其形成的网络连接的认知意义,双侧FFA在面孔网络中的连接有向性等问题。     

组织间学习、关系治理与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基于重庆和浙江两省市家族企业的实证

基于重庆和浙江样本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本文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多维结构、影响因素及其对我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可能影响,主要结论是: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涉及组织间学习行为、政府和社会(企业)关系治理三个维度;组织间学习行为受家族企业形成方式、总经理职务任期的影响,政府关系治理受家族企业所在地理区域、产业类型的影响,而社会(企业)关系治理受家族企业形成方式、企业年限的影响;尽管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中组织间学习行为表现出较大的优势,但这并不是影响其成长的关键因素,而对政府关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仍然是影响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家族企业呈现出典型的政府“强关系”治理特征。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中的信息异化

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曲解、裁剪引致的信息异化是规划编制部门与建设单位为规避组织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决策义务的微妙的机会主义策略。本文分析了基于分工深化条件下个体的知识接受机制、不同预算约束线下个体效用异质性的两类信息异化现象,从信息证明费用的维度对抑制机会主义的司法治理给出与传统环境法学不同的结论,并据此提出着眼于激励而非强制的推动义务履行的制度框架安排。     

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模式"比较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可以划分为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在管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是建立在行政和技术权威基础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治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则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