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对心理学研究的应然呼唤

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文章基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的内容分析,总结提炼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亟需研究的四个心理学主题:①不同社会群体间一体感的建构与促进; ②特殊社会行为主体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设计; ③重点群体多元需求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配套数据库的建设; ④关键群体中核心团队建设与管理的时空特征。同时基于全面深化改革中各层级变量逻辑关系的解析,提出相关心理学研究需以不同社会行为主体需求尊重与自觉培育为实践准则,群体断层融合及其与心智共享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为理论指导,在方法上要充分重视案例研究、事件系统理论、定性对比分析(QCA)的优势发掘和整合。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在社会转型中思考社会治理的话语重建

20世纪后期,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因而,也是话语重建的一次重大机遇。话语与语言、符号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话语重建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话语与语言区别开来,同时,又需要通过语言去重建话语。思想和观念是话语的基本内容,工业社会的话语中包含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双重内容,它们之间在表面上是对立的,而在其深层,则共有着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性思维。思维方式是话语的核心构成部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运动中重建话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首先,需要在对分析性思维的反思中认识到它在工业社会的适应性,同时,也要揭示分析性思维的根本性缺陷,以求证明终结分析性思维之要求的合理性。在思维方式的问题上,话语重建意味着用相似性思维替代分析性思维。相似性思维是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共同行动要求的思维方式。     

道德恐慌:媒介符号的自我生产、消费及其治理理路

在道德恐慌现象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利益诉求者"的大众媒介起到关键作用。恐慌事件被媒介"生产"成"符号",为道德恐慌的形成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恐慌事件最终被社会公众所"消费"。治理道德恐慌,需要厘清媒介与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社会和民众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关于加强治理、坚决抵制道教商业化问题的通知北大核心SSCI

道教历来提倡“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崇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秉持传统、返本开新,借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改革开放国策的春风,道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道教领域也出现了商业化等不良现象,损害了道教的良好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侵蚀了道教健康发展的社会土壤。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对合作行动出发点的逻辑梳理

近代以来,社会建构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或者说,"原子化"的个人是社会建构的原点。在对人的界定中,由于发现了人的自利追求而使近代早期关于人权的模糊认识变得更加实在,也因此而使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在人的自利设定中,把人本来应当具有的道德因素从人身上剥离了,使人成为理性经济人。结果,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也都被简化为利益追求,社会建构也就完全从属于为了人的利益追求提供实现路径和保障的目的。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这一社会建构逻辑中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去重新审视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人也不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相反,社会是存在于人的生活和活动之中的,人是通过行动而建构了社会和诠释了社会。基于这一认识,关于社会建构问题的探讨也就聚焦到了人的行动上来了,从而发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应当是合作行动,而人的共生共在则是合作行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