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级治理中的复杂制度

为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了以监督和制衡为主要目标的村级治理复杂制度。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迁之中,且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农情复杂,复杂制度的学习与传递导致复杂制度效率递减,并因此产生了普遍的制度化简。基本制度复杂化和复杂制度化简说明,没有脱离环境与时代条件的完美制度,好的制度的关键是在复杂与简约、制衡与效率之间达成平衡。     

坚持以治理商业化问题为重点 提升佛道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北大核心CSSCI

广东省是佛道教大省,全省现有佛道教活动场所1845处,其中佛教1612处,道教233处。广东省佛道教情况总体良好,但也有不足,特别是有些活动场所存在过度商业化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在国家宗教局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省认真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以去商业化为重点,开展以教风建设、财务监督管理和场所安全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和谐寺观创建活动,将佛道教场所管理纳入平安广东创建活动。不断促进规范化管理,取得了较好成效。     

儿童青少年协作促进的发展

旨在考察不同年龄的个体, 在不同回忆序列和学习材料上协作促进的发展情况。采用3(回忆序列:协作—个人—个人〔CII〕、个人—协作—个人〔ICI〕、个人—个人—个人〔III〕)× 5(年龄:9、11、14、17、20)× 2(材料:图片、文字)的被试间设计。结果发现:(1)各年龄个体在CII和ICI两种回忆序列上均出现了协作促进, 且两种序列条件下被试的最终个人回忆成绩无差异;(2)另外, 17岁个体的协作促进量显著高于9岁、11岁、14岁和20岁, 其他各年龄之间无差异;(3)图片和文字的协作促进量无差异。这说明小组协作回忆的顺序对协作促进没有太大影响, 17岁个体协作促进的效果最好。     

集体记忆中的协作促进及其原因

摘 要 协作促进是指先前协作提取的经验对后续的个人提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探讨协作促进产生的基本条件及其原因,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小组的人数和回忆方式对协作促进的影响以及他人再现和交叉线索对协作促进的贡献。结果表明：无论小组的大小为2人组、3人组还是4人组,回忆方式为轮流回忆还是自由回忆均能产生协作促进,且轮流回忆的协作促进量要高于自由回忆的协作促进量;他人再现对协作促进的贡献大于交叉线索。这说明协作促进是一个稳定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他人再现的作用。     

论《老子》道之本体论的和谐意蕴及现代指向

《老子》最早赋予“道”以完整和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义。道的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基本内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三重内涵的融通合一即是和谐的意义和旨趣所在,体现为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万物分享形上之道而各自获得的本性,二者皆以和谐为内核,和谐是道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状态。和谐的终极价值以人的意义统一性为逻辑基点,和谐的终极存在以道的世界统一性为生成维度,和谐的终极解释以道的知识统一性为治理向度。     

政府改革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两种信任理论之考量

公共行政学自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对于政府本身的定位经过了多次变化。我国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对政府的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与此相对应地提出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为考察政府改革的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政府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市场运作逻辑和企业管理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则将公共行政学的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市场化政府改革将市场逻辑和经济人思维带进了政府,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化之上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危机结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市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社会治理和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到来。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合作型信任的建立为基础。未来的政府改革应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基于契约型信任的市场化取向中解放出来,迈向多元治理主体本着公平参与、充满合作型信任以及基于善的完美生活追求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美国共同利益住宅小区的共享资源治理

本文从法律规范、政府行政和小区自主治理三个层面介绍了美国共同利益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划分界定CPR边界,严格登记备案;加强规制,规范住宅小区控制权移交;明确业主大会法律地位和民事主体身份;简化业主大会功能,明确目标;加强业主大会内部管理,优化运行机制。最终形成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早期政府部门早介入,移交过程深度介入,中后期运行放开"的治理框架。     

关于建立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思考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形式多样,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它的出现,既有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更有制度条件.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要从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管理监督等从多方面着手,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国城市建设不是单独的、碎片化的过程,而是在整体性的空间体系中展开。城市空间由政府通过宏观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而塑造,并形成分等级、有层次、次序和功能区分的"差序空间"。这一空间格局不仅将所有城市囊括其中,还深入到城市内部,构成了一个非水平的、纵横交错的空间结构。"差序空间"下的城市建设表现出"先后主次",也影响着城市社会和政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