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课改下语文学科教学的思考

自新中国成立,我国先后进行了七次课程改革,尤其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基础教育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课程和结构体系。但面对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原有的课程体系日益显现出其滞后性。为此,教育部于1999年5月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一般称为“新课改”〉。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备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所必备的素质。而我国此次新课改的主要目标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主要任务是：更新观念、转变方式、重建制度,即更新教与学的观念;转变教与学的方式;重建学校管理与教育评价制度。总体说来,新课改还是设想得比较全面,而且也是符合我国需要的教育方向。     

自尊道德和尊严政治

尊严(human dignity)是一种人性的要求。是否有羞耻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尊重人的尊严表现为不能侮辱他人,即使他属于不同的民族或种族。二战后,人类吸取了战争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尊严是人类的根本价值。十几个国家将尊重、保护人的尊严写入宪法。中国尊严政治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还存在着种种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全面、深入地保障每个人的尊严,而这种尊严必须建立在自尊和他尊的道德基础之上。     

传递正能量,树立中国宗教良好形象

正我们国家建立和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外交部率先推出新闻发言人为起点,已经走过了30年发展历程;以应对"非典"突发事件开展新闻发布为标志,今年刚好是我国政府推动、推广新闻发布制度十周年。回顾我们国家新闻发布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应急到机制,可以说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顺应改革开放大势、遵从新闻传播规律、体现问题倒逼特点,正在成为传递中国声音、回应内外关切、塑造良好形象、服务国家大局的有力举措和窗口风     

近代我国师范教育学费制度的演变历程

师范教育学费制度作为师范教育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清末的萌芽阶段,北洋政府时期的探索阶段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整阶段,为我们重新认识师范教育学费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今后研究师范教育学费制度与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提供了方向。     

基于供求因素的研究生资助制度变革理论分析

文章主要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理论的角度对研究生资助制度变革作出分析。认为研究生资助制度由“双轨制”到“单轨制”的转变,即由之前的公费和自费制度并行实施到转变为单一的自费制,是研究生招生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举措,本文从研究生资助制度变革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证研究生资助制度变革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制度创新如何生成和演进?——对乡镇公推直选试验的进化论分析

本文以社会进化理论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的乡镇领导公推直选试验发生和演进历程。作者认为,乡镇公推直选制度创新试验是一种外生力量驱动的政治性制度变迁。在乡镇财政困难、腐败蔓延、治理水平低下的环境压力下,作为主要行为者的极少数县市地方政治精英产生了观念的突变,并进而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发生。随后,制度创新的扩散、延续和消亡的过程则是在结构自身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农业税取消),中央、地方政治精英以及由学者和媒体构成的公共舆论为主要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其中强势的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外生性特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制度创新走向消亡也是由相关行为者中强势的一方来决定。通过实例分析,文章认为进化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范式,在分析制度变迁规律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巨大潜力。     

《管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管子》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和制度运行伦理。《管子》制度设计伦理以其天道观为哲学基础,以趋利避害为人性依据,以实现霸王天下为终极价值目标。《管子》制度运行伦理以君主为制定和管理制度的主体,以严格遵守制度为制度管理的基本规范,以建构行政监督伦理规范、形成完整的官吏任用体系及运用赏罚手段为制度实现保证,以坚守信用、公正、廉洁为制度运行基本伦理原则。《管子》的人性论及实现霸王天下的价值目标决定其制度伦理相比德性伦理而言具有优先性。     

民国初期的佛教组织与慈善思想

<正>民国肇始,百废待兴。一方面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与战乱的影响,造成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蔡勤禹指出:"民国社会弱势群体与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有共性,根据这种特点,民国弱势群体可以分为灾民、难民、失业者、残疾者、乞丐、失养儿童、鳏寡老人、不幸妇女等。"[1]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救济,而彼时的社会救济制度并不完善,佛教慈善救济事业在那个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制度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非制度化行为及其效用既决定于行为者的主观努力,也决定于制度的有效性和约束力,还受到社会习俗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非制度化行为的变量参数、博弈形式、策略选择、成本核算、心理预期等是行为主体优先考虑的因素。非制度化行为的策略选择与利益驱动有关,其运行方向决定于不同个体或团体的力量对比和博弈能力,它的成本和收益是一定条件下的帕累托优化或纳什均衡。非制度化行为的策略选择还与行为主体的"情景信任"、"品质信任"等因素有关,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是推动行为主体跨越制度边界的重要因素,其中不仅有"风险厌恶"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也有"风险偏好"引起的行为偏激。非制度化行为中,行为主体对基本变量的把握、对行为策略的选择、对行为效益的权衡以及对行为风险的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