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严重遗传病产前诊断及PGT的伦理思考

随着近年基因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要求通过产前诊断或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技术阻断某些非严重遗传病在家族中传递的新需求。从非严重遗传病定义,目前产前诊断及PGT技术发展现状、适应证及各自本身存在的伦理问题,遗传咨询原则等进行阐述,并以白化病和成人多囊肾为例,讨论遗传咨询医师应该如何根据国情、现行法律以及伦理原则对这类患者进行知情同意并实现医患共同决策。呼吁国家组织专家探讨共识,明确相关规定,遵循相关医学伦理学原则。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关系类型辨析——基于国内外文献的考察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在逻辑上有包容论、互异论和交叉论（延续论）三种可能的类型。包容论认为,后者关注范围更广,前者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互异论主张,两个概念在跨学科特点方面不同,生命伦理学必须通过跨学科协作,以公共性为导向,而医学伦理学较为单一,以职业性为目标。交叉论（延续论）强调,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包容论与互异论过于强调二者的相同或区别,割裂了二者内在联系,片面性显而易见。交叉论（延续论）看到了二者内在逻辑,反映了本体属性,是更为合理的评价。     

临床中实习医生做妇科检查所引发的伦理学问题浅析

实习医生给女性患者做妇科检查是临床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也是现代医学生培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医患双方而言 ,接受实习医生做妇科检查理应无可非议 ,但最近对实习医生做妇科检查所引发的伦理学问题又起纷争。综合讨论实习医生施行妇科检查的这种医疗行为 ,并试图提出临床实践中此类现象的合理解决途径。     

医学职业道德建设的一部力作——评郭照江教授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新编》

看到郭照江教授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新编>一书,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几年前的一些往事:1997年1月,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和几位在京工作的教育界同行专程赴第四军医大学,对该校一项教学成果进行评估鉴定.其间,长期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郭照江教授曾登门造访,同我谈了许多关于本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的想法,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1998年,他又将<简明医学伦理学>的部分书稿送我审阅,并请我为之作序.在阅读所送书稿的基础上,我为该书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序言,不仅仅是对那本书做出自己的评价,同时也阐发了自己对医学职业道德建设的一些认识.时隔6年,郭照江教授又在人民军医出版社推出了<医学伦理学新编>,我由衷表示祝贺.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再启程的基础与方向探微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是指始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40多年来,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伦理文化和医学伦理理论与实践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再启程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再启程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今天学科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背景和境遇,中国社会高速发展驱动下的医学科技进步以及医学社会化步伐的加快,带来传统与崭新伦理问题的叠加,再启程成为对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论马丁·路德的神学伦理学遗产

马丁·路德是一位对基督教新教教会成形和成长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和意义的伟大历史人物。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创制性地奠定了新教神学的教义基础,并为后世建立完全有别于罗马公教的新的教会形态厘清了基本问题。从改教者的最初思考中去认识和理解他的伦理思想之神学理念,有助于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作美好的见证和作有益于教会成长的学术思考。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论脑死亡立法的生物医学基础、社会学意义及推动程序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 ,以脑干死亡作为临床死亡诊断的标准已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 ,以保障现代医疗实践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 ,除台湾、香港外 ,我国主体行政管辖区内尚无一份正式的关于脑死亡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因此 ,医疗实践仍以传统的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这种落后的医疗常规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学、社会学、法律学、卫生经济学、器官移植学等全方位的发展。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继续抢救正在给有限的人力及医药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脑死亡立法问题提出若干个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