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委员会:教育与培训(Ⅱ)

“慢性安乐死”的说法非但取名不当，而且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姑息镇静疗法究竟算不算任何意义上的安乐死、抑或医生协助安乐死——而不论花了多长时间才使得生命垂危的病人在施用了镇静剂之后断气？这里也无需提出是否末期镇静疗法容易被病患者至亲滥用的问题（亦即这是不是按照病患者家属的旨意对病人实施“治疗”的问题），甚或提出“这种方法是否可以逆转”的问题；     

关注医生疲劳和病人安全

长时间工作导致医生躯体疲劳;复杂的医患关系带给医务人员巨大的心理压力.医生长期处于慢性疲劳状态;导致病人不能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应该关注医生疲劳与病人安全的问题;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缓解医生疲劳;建立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体系;不但可减少医疗差错;而且可以融洽医患关系;保证医疗安全.     

压力应对的性别差异及相关的生物学机制

人类对压力的反应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行为上均是以“争斗或逃避”为特征的。然而,男女在行为反应的方式上则有不同,成年女性对后代的关爱及哺育行为,可以保证自己和后代的安全,减少困扰;并在形成和维系社交网的过程中起着辅助作用。关爱与协助方式的内在生物行为学核心机制在于催产素、内啡呔及性激素的调节。这一机制能够解释早期未能解决的压力调节系统,并为以后的压力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自杀“守门人”培训研究述评

在西方国家,自杀“守门人”培训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自杀预防策略之一.自杀“守门人”培训的具体内容包括传授基础知识、识别自杀征兆、初步评估自杀风险和转介自杀高危个体等4个方面;研究发现自杀“守门人”培训对受训者的知识、态度和干预技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对自杀率的影响仍需今后的研究详细探讨;目前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随机对照研究少;2)难以评估培训对自杀率的真实影响;3)评价指标单一,缺乏统一的评估工具.未来的研究应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重视自杀“守门人”培训的跨文化研究.     

大学生自杀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对23例自杀未遂大学生的质的研究

基于对23例自杀未遂大学生的质的研究,对大学生自杀预警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研究表明,由蓝色预警指标——心理健康症状,黄色预警指标——负性生活事件,红色预警指标——自杀早期征兆构成的大学生自杀预警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痛苦逃避和自我参照惩罚条件下脑电特征对自杀意念的分类效能

采用支持向量机的特征递归选择算法, 创新性采用三维心理痛苦量表和自我参照情感激励延迟任务, 建构自杀意念分类模型的重要特征集, 并比较自杀意念和抑郁的分类模型重要特征集差异。结果发现, 痛苦逃避是自杀意念分类模型的首位特征; 基于痛苦加工特征的自杀意念多模态分类模型效能优良。研究首次证实了在机器学习建构复杂的自杀意念分类模型中, 痛苦逃避及其相关脑电成分的重要性。拓展了结合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和机器学习算法对自杀预测的临床应用可行性。     

对于提高X线平片诊断准确率的思考

在临床实践中由于X线诊断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方便、影像直观、空间及整体定位高及价格低廉等的优势,是其他影像检查不可替代的.但是X线平片显影主要是骨组织,X线平片检查伪影发生概率相对较高,为诊断的准确性带来了困难,X线影像诊断的误诊在临床工作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医务工作者总是要努力做到把误诊和漏诊减少到最低限度.本文就X线平片诊断医生在临床工作中要树立的诊断观念、拥有的读片方式、遵循的思维方法以及最后的报告书写,结合工作实践来探讨了对疾病的诊断,避免诊断结果对临床医生的错误导向.     

医生服务态度的实证研究

医生的服务态度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具体形态.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在江苏省某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对医生服务态度的耐心、专注、语言、神态、情绪、倾听、告知、解释、微笑、共情十个方面进行双向调查.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医生的服务态度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且医患双方对于医生服务态度表现的评估有显著性差异.服务态度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服务态度的考核应进入考核体系.服务态度的改善必将有利于医院人文形象的构建,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应当重视医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

“经济人”的价值理念刺激了医疗行业的逐利行为,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已然是事实,医生的“公共性”日渐缺失.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很重要的原因是医生的价值取向的迷失.医生确实面临多价值选择冲突,但过分强调“经济人”特性,而忽视公共性的重要,已然导致了种种恶果.所以,应当重视医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医生和医院要回归对医疗职业本性的认识,让医生成长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而工作”的“公共人”,让医院回归“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追求社会效益目标”的公益性.     

应当重视医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

“经济人”的价值理念刺激了医疗行业的逐利行为,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已然是事实,医生的“公共性”日渐缺失.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很重要的原因是医生的价值取向的迷失.医生确实面临多价值选择冲突,但过分强调“经济人”特性,而忽视公共性的重要,已然导致了种种恶果.所以,应当重视医生“公共人”的角色定位.医生和医院要回归对医疗职业本性的认识,让医生成长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而工作”的“公共人”,让医院回归“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追求社会效益目标”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