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种责任伦理——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言说“责任”已成为当下显学,而“责任”并非脱胎于传统伦理学,所以,这一概念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意指并不明晰。在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展开对话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尽管两人的思想理路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尝试在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求得平衡,视责任主体对责任客体不求回馈的回应为责任伦理的特质,并将责任提至神圣性的高度。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规范,而是为责任伦理提供本体论或伦理学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责任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在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可为我们在当下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责任问题提供借鉴。     

病人、医生与真实性

帕特里克是一个定期的献血员。 10月份血库通知他上次献血时常规肝功检测异常 ,于是他去找Ｌｅｎｉ医生。Ｌｅｎｉ医生 9年前曾诊断他患有三叉神经痛 ,并从那时起对其发作进行治疗。她让他进行ＣＴ检查 ,出结果时 ,恰逢他 6 0岁生日前夕 ,她告诉帕特里克他可能得了癌症 ,必须立即做活检。帕特里克接受了这一惊人的消息而未表现出任何不安。帕特里克是一家铝厂的警卫 ,他深得信赖。他未曾结婚 ,他把厂警卫队长做为病志中紧急情况的联系人。短暂的检查过后 ,Ｌｅｎｉ医生坐下来与帕特里克交谈 ,她已经阅过活检报告 ,结果证实了胰腺癌已经转移…     

浅谈医生与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关系

医生应该学习和掌握医疗服务过程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方面的基本知识。医生要在诊疗过程中进行分析与思考。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技术提供卫生保健的可能性急剧增加,但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卫生保健资源的可供量十分有限,医疗技术的可能性与医疗资源的可供性之间,差距正在增大。医生在对医疗服务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思考时,应站在这一宏观的角度,认识和了解卫生资源的利用与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显著差异,为病人提供正确、恰当、合理的医疗服务。医生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微观经…     

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DP项目的面板数据分析

根据2008-2011年CDP项目在我国的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状况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状况与设立环保部门、通过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所处行业特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和负债水平并不相关。基于此,论文提出了加强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建设、健全法规和监督体系、倡导第三方鉴证以及增强投资者社会责任意识等建议,旨在为达成2020年我国碳减排目标提供参考。     

低治愈率患者医疗损害救济研究

低治愈率患者受到医疗损害后,难以依照传统因果关系理论证明其最终损害与医疗过失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无法得到赔偿.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可转换最终损害概念,借鉴国外“期待权理论”处理相关问题.但“生存可能性”是统计学结论,若具体患者生存可能性实际并未降低,被告的侵权损害责任不能成立.     

利用药物包装制售假药的侵权责任

在利用药物包装制售假药致人损害案件中,医院清洁人员与制售假药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医院未尽到相应监管职责,与制售假药者构成二人以上无意思联络的按份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同时,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建议采取社会保险以及救助基金机制,补充侵权责任法的不足.     

医患矛盾报道中媒体的社会责任

社会转型期医疗纠纷复杂程度增加,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轰动性使其成为新闻热点而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媒体有失公正的报道加深了患者及受众对医方的不信任感,导致了医患矛盾的加剧。媒体客观的报道有利于医患矛盾的调和,从媒体的社会责任入手,探讨媒体理性报道对医患矛盾的调和作用。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脏手”问题研究述评

"脏手"(dirty hands)问题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主张,甚或更早地体现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noble lie),但政治"脏手"概念的提出及问题的集中研究肇始于当代。目前,西方学界对政治"脏手"现象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政治"脏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非常少,且个别学者对该问题存在误解。而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人们反思政治的道德维度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方向,而且在实践     

穆斯林道德规范漫谈——诚信篇

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信仰的要求,这是信士的人格体现;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活秩序。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