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农学——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说起

对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应当作具体分析 ,不能简单视之为儒家鄙视农业科技的证据 ,而在事实上 ,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推动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古代农学著作以及农业科技知识不仅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知识来源 ,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宋代山水画家范宽浅议

在当今美术界中,对于传统大家并未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在传统中不仅仅是技巧与笔墨,在其中包含着我们现代人所不及的和应该学习的。我们通过对范宽的认识可以对传统有一个新的认识。范宽作为北宋山水三大家之一,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中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对于五代北宋山水画及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学与宗教——浅谈儒学与宗教在中西方人生活中的影响

儒学和宗教都是人们在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只是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已。可何以中国人选择了儒学而没有选择宗教呢,这就需要我们在与宗教的比较中去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了。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简介

<正>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6月合作创办的二级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忠德、滕文生先后担任院长。学院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复兴,本着"从事儒学教育,培养儒学人才,开展儒学研究,弘扬儒学精华"的办学宗旨,凝聚国内优质师资,对话国际儒学前沿,广泛开展儒学的教学、研究、交流、传播、培训活动。国际儒学院聘请众多国内外知名儒学专家、学者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凝心聚力 促进佛教健康发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宽广的世界眼光,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价值,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

元朝时全真教在北方盛极一时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全真教借儒学以助其兴盛的现象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以往讨论全真教与儒学之关系偏重在义理方面,本文则以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姜善信改造传统儒家正祀庙宇——尧、舜、禹庙的生动事例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发展兴盛的独特路径。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1264年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1289年蒲州虞舜庙内增祀老子这一系列的改造之后,全真教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使其得以在山西南部盛极一时。姜善信创修龙门建极宫则被后人视为清代全真教龙门派之发端,"龙门、临济半天下"的辉煌让我们把视线回放到靖应真人姜善信及其在山西南部的全真教活动。     

乌尔比安格言的创造性利用:罗马法复兴对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

主权是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概念,它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王权至上性观念的不断发展。王权在中世纪早期并非不言自明地享有至上地位,王权获得至上性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罗马法复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权至上性(主权)观念的发展是一个政治法学问题,其内在的理论焦点是"权力与法律孰高"。中世纪罗马法学家们积极利用乌尔比安的"皇帝的喜好具有法律的力量"、"皇帝不受法律拘束"这两句格言,为王权突破日耳曼习惯法传统、基督教自然法传统的限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限于罗马法内在的普世主义品质、合法性基础理论、公私法划分以及罗马法复兴的发展脉络和研究基点都与现代主权理论的内在要求存在冲突,罗马法复兴未能直接创建出系统的现代国家主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