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中国的二次转型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1世纪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表现为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中国两次转型的重要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与修复力.对于未来中国来说,她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社会主义道德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压力,这三重面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冲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城市公共设施中视觉文化元素初探

城市公共设施中的视觉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一个在设计整体上视觉元素突出的城市公共设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时尚简约的设计方法,新颖的颜色搭配,舒适的感觉体验,都为公共设施的设计带来了新的生命。公共设施要从整体上进行配套设计,从城市文化中发觉设计灵感,将会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神而化之"与神农重卦

人类社会如何从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分析神农在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农业时代时所采取的“神而化之”措施,力图证明: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它必将引发社会信仰的创新,二者相结合,则会推动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     

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与自我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自我认同的精神家园.在儒学看来,人就生活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则是在现实的人伦关系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想建构.自我认同就是要认同儒学的人伦关系规范,同时认同儒学人伦关系规范中为每一个个体自我所确立的地位、德性.儒学的自我认同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自我认同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北大核心

梁漱溟是近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从1917年12月起为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印度哲学,1919年底在讲义基础上著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后,他对佛教多有论述。与对待儒学的态度一样,他认为欲明晰佛教思想的内容就必须对佛教正本清源,并形成解脱个人痛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全新理论。本文以《印度哲学概论》为中心,探讨梁漱溟对佛教的哲学化阐释。     

化学哲学研究的新走向

近20年来,尽管不断有关于讨论化学哲学的著作和论文出现,但仍没有形成与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哲学以及数学哲学能相抗衡的态势和规模.     

关于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

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宗教造诣深厚、群众认同的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各级党政有关部门、宗教团体,应大力加强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     

移民的困境与宗教的补偿作用--关于“百合团契”的初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以上海基督教H堂教会的一个基层团契为案例,探讨由农村来到上海的移民所面临的失落和困境,以及特定的城市教会活动如何给新移民带来精神、情感和心理上的补偿,从而促进新移民的社会融入。     

认知重评阻断条件化恐惧记忆的习得与表达——对恐惧反应的长程抑制作用

情绪调节是人类特有的、并能有效控制个体情绪反应的行为方式,认知重评是其中最有效的调节策略之一。恐惧记忆是参与情绪障碍形成的重要病理机制,且已习得的恐惧反应难消退、易复发。为了考察认知重评能否起到长久抑制恐惧反应的效应,本研究利用条件化恐惧范式,第一天进行条件化恐惧习得训练,并在习得后间隔24 h及31天进行恐惧记忆的表达及自发恢复测试。实验1中,随机将被试分为两组,要求其在恐惧习得过程中进行认知重评或自然感受;在实验2,同样随机将被试分为两组,但要求其在恐惧记忆表达过程中进行认知重评或自然感受。结果发现,习得阶段进行认知重评显著降低了恐惧记忆的习得、表达及自发恢复过程中的SCR水平。同样,表达阶段进行认知重评也降低了此阶段的恐惧水平,且显著抑制了恐惧记忆的自发恢复。结果提示,在面对应激时,个体如果能够成功地利用想象进行认知重评,就有可能避免应激事件对个体的心理或精神造成伤害。     

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二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