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试炼信心与爱

阅读圣经,感觉《约伯传》是最难理解的篇什。虔诚奉主、乐善好施的约伯,怎么让他家破人亡呢？反复研读《约伯传》,开初只觉困惑,后来觉得似乎懂了,但现在想来,还是没理解到最深的层次上。触发灵感的是最近遇到的一件小事──有一个老教友,患骨病有几个年头了,她也没怎样在乎,依旧为教会的事而忙碌,这回犯得很严重,多方求医无效,许多天下不来楼,她很焦急、很忧虑,担心会瘫在床上,说着眼里闪出泪光。我很敬重这位虔诚的老教友,见此情形心生感慨,叹息说：“你平素总热心助人,天主怎么叫你得上这种缠人的病呢？”她难过地说：…     

《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文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     

中华人文精神之元典内涵试探

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元典命题“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和人文精神的基础内涵。这种人文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难得从容

从容，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境界。古往今来。圣哲先贤、仁人志士用自己思想和品德行为对“从容”做了很好的释义。屈原的“九死不悔”；孟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诸葛亮的“躬耕南阳，不求闻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管子》之《七法》与《明法》中的治国策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管子》在《七法》和《明法》中探讨了其治国策略,明确提出了“正天下有分”、“动无非法”及“以法治国”理念。今天我们尝试着从《管子》治国策略思想本源出发,以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剖析《管子》这两篇文章中所渗透出的企业管理精髓,在管子治国策略与企业管理之间架一座桥梁,为今天的企业运营服务。     

政治之善何以可能--墨子民生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公权规约的启示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祸频繁,值此境遇下民之所想、民情如何与民之利益何在,关乎民生,乃人之天赋本性,是为民性。墨子认为“民生为甚欲”,政治当以便于民“生”为旨归,关注天下百姓的生存环境,止争息乱,“一天下之和”;同时,为政还要下通民情,“明民之所是所非”,“信民、爱民”,从而实现“政通人和”;而政治之义在行“利民之治”,谋天下百姓之利。若此民性可彰、善政可为。以此为鉴,功利民生确应成为当下执政党的道义性担当,并以此引领权力的规范运行,防止公共利益的异化,让“权为民所用”带来“令人愉悦的经验感受”,权力之善才能善待民性而富有“生活”意义。     

小国寡民与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的社会价值关怀

老子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普遍价值,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严重影响了老子思想的真理性光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小国寡民”的论述具有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老子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各方面分析,原来“小国”意指小政府大社会,“寡民”为寡欲之民。结合“治大国若烹小鲜”与“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等论述,老子将自然无为的思想主张完整地贯穿于对不同层次问题的解释中,构成了全部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侧面。     

《易经》和平思想的价值内涵——探索中国和平思想的渊源

"和平"乃易学的关键词,"天下和平"乃易学价值观的基本命题.此论题先贤时彦少有讨论,略抉其旨:原始易学的思维模式基于对天地万物及人自身的观察,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表义符号与释义系统,即卦象、卦图与卦爻辞.易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建"文明",作为"立言"宗旨."言"不空立,托诸先王、先哲功业德行而立.文明的创造,先哲谓之"立德"、"立功"."立功"、"立德"赖"立言"而传之久远.反观往史,前世之实用惯例,行之有效,每为后世之典礼.道德价值之构建似乎是这样的:人类行为由质朴不驯而驯服,而有习惯;习惯法的确立已然开辟文明之境.由此而进:由习惯驯服而成风俗伦常,由风俗伦常之反思而有道德价值的自觉.文明成果之推行天下,全赖和平以传.古往今来,战火频起,毁坏多少文明成就.先哲有察,确立"天下和平"的命题,再三致意,易学微言大义系焉.     

在时间与历史中寻找跨文化秩序——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些评论

其他的、有别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产生出了不同的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自身就是激活历史的不同方法。因此,存在着另外一种对西方模式进行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将会突破西方的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经验。这个契机让我们能够去考虑不同的历史模式,以及进行某种“世界建设”的工作。这正是赵汀阳“天下体系”工作的旨趣所在。     

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