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立法的伦理辩护

"脑死亡"立法是必要的并可以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自主性是"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基础."脑死亡"立法符合有利和公平的伦理原则,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我们在立法时,应尽量贯彻不伤害原则,注意保护患者及其亲属的利益.     

诊断脑死亡的伦理思考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死亡的定义、诊断标准和医生道德责任有了新的内容,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已为医学界普遍接受.诊断脑死亡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工作,有权进行脑死亡诊断的医疗单位和医生必须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确诊和宣布脑死亡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家属应有死亡标准选择权、脑死亡的诊断程序、脑死亡诊断结果的宣布和生效等方面的问题.     

论自主性与公正之间的张力--一试管受精案例引起的伦理困境

高科技医疗技术,如试管受精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往往引发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通过对英国一试管受精案例的分析,展示自主性原则与公正原则之间存在的深层张力.在对两个基本范畴作哲学解析的基础上,寻找两个基本原则的契合点,为解决类似的伦理困境提供一奈可能的途径.     

64例中止治疗新生儿引发的伦理思考

1一般资料 对于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5年中新生儿专科出院的1874名病人进行回顾性调查,其中出院前终止治疗64人.64例新生儿中,男40人,女24人;早产儿17人,低出生体重儿23人(＜2.5kg 15人、＜1.5kg8人);疾病诊断: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26人,先天畸形26人(其中先天性心脏病11人),宫内感染(包括败血症、巨细胞病毒感染、弓形虫感染等)9人,核黄疸1人,新生儿肺透明膜病2人.终止治疗的原因有:救治无效25人,经济困难14人,严重缺陷14人,担心有后遗症11人.从上述资料可见早产、低出生体重及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是终止治疗的主要疾病,终止治疗的主要原因是病情严重救治无效.     

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及其伦理难题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工作者的特殊组合 ,因其结合目的和方式的不同 ,形成了学术性科学共同体、工业型科学共同体和集体化科学共同体三种模式。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化模式在科学活动展开过程中 ,遇到了许多伦理难题。这些伦理难题的解决 ,必须仰仗于哲学的反思。     

当代民众信仰状况与社会安定意识相关研究

信仰是个人深层的、稳定的行为导向体系,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本研究根据信仰的内容,将信仰划分为物质信仰、精神信仰、伦理信仰、国家社会信仰和宗教神灵信仰。从天津市选取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被试745名,对他们的信仰状况与社会安定意识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社会安定意识与其物质、宗教神灵信仰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与其精神、国家社会信仰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社会安定意识的因素为保障制度不健全、对挫折的不良反应、社会治安状况差、官员腐败、分配不公、责任外归因。     

论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

曼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具有矛盾性和过渡性。他既肯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利对公利的促进 ,私利与公利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在价值评价上又采取了矛盾的形式 ,仍然认为私利是一种“恶” ,不能摆脱或抛弃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伦理体系。曼德威尔的思想 ,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伦理性质的论证提供了准备 ,在对私利或个人利益的伦理评价上 ,他的“私恶即公利”的思想成为由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中间环节。他的这一矛盾的命题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论“自然剃刀”

直觉地看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 ,我们的行为应该有利于或无害于生态系统。然而 ,这个原则却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都存在着困难 ,首先 ,我们无法在原则上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否有利或无害于生态系统 ,其次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态学知识可以充分地推出这个积极的原则。因此 ,“自然剃刀”的消极原则是 :如无必要 ,不应该增加对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构成、内容与转变——兼与朱贻庭教授商榷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由两大部分构成 ,即精英阶层的经济伦理和大众阶层的经济伦理。这两部分有不同的来源、内容和表现方式 ,因此在近现代也有不同的变革轨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变革重点 ,现今应放在农民阶层的经济伦理方面。朱贻庭教授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论纲》一文中的一些观点 ,值得进一步讨论。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