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情感承诺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切入,遵循"认知——态度——行为"的逻辑思路,分析员工感知到的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其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情感承诺"来打开二者之间的黑箱。以659个国有企业员工的样本数据来验证研究假设,结论为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员工越少出现反生产行为;企业对公益的责任越强,员工越少出现组织导向的反生产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情感承诺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邯郸穆斯林为灾区同胞祈祷平安并捐款

七月十九月,河北省邯郸市伊斯兰教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在西关清真寺聚礼时,祈求真主安拉恩赐灾区人民平安幸福,并为灾区人民进行了捐款,以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拜后,市人大常委、伊协主任杨保真阿訇呼吁穆斯林为灾区捐款。     

高层伦理型领导作用机制研究:组织诚信视角

通过对286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探讨高层管理者的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结果(离职倾向、反生产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1)高层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结果负相关;(2)组织诚信在上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调节了组织诚信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即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越高,组织诚信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关系越强;(4)组织集体主义氛围调节了组织诚信对高层伦理型领导—员工工作结果的中介作用。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中的宗教问题——兼论“宗教”概念在近代社会研究中的生成

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活动的梳理，分析总结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探讨宗教问题的理论背景、实践出发点、关注角度以及相关特征等，从而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把握“宗教”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进入汉语学术界之后的知识生产与解释实践。并从社会调查的具体宗教问题入手，勾勒出知识精英阶层对中国本土宗教现象的理论生产，及其背后产生的社会意涵。     

贸易战的理论逻辑及其应对:全球生产网络视角

"二战"以来,为了应对知识和技术扩散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侵蚀,美国企业通过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来阻止外国竞争者兴起并获取技术租金和投资收益,跨国公司由此成为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在以产品内分工和不完全契约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下,东道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行政特别权滥用以及竞争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使跨国公司面临知识中间产品内部化失灵和所有权优势丧失的风险。面临国际生产方式变革对美国霸权所依赖经济基础的挑战,美国利用从国际生产联系不对称依赖中所获得的贸易结构性权力发动了贸易战。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权力主体呈现多元化,中国只是权力主体之一,美国政府单方面向中国政府施压是不合理的,而且结构性权力与社会资本契合才是促进不完全契约执行的根本途径。中美两国政府应着眼于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和制度特征,与其他权力主体一道制定出有利于全球生产网络健康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     

以支持求控制——以《永乐北藏》为例对佛教大藏经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作为东亚佛教神圣知识集合体的汉文佛教大藏经，内蘊根本性紧张：它既自我主张权威性、中立性甚至神圣性，却又维持开放性和流动性，所收文本变化不定。那么，何种力量、以何种标准、通过何种机制决定了佛典的取舍?参与者动机为何?其参与又如何影响了大藏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本文引入知识社会学视角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它以《永乐北藏》的编纂为例，在明初的整体历史环境中，检视永乐皇帝的个人背景、政治角色以及时常变化的意识形态议程如何使得该藏文本取舍变得漂浮不定，并引发了相应后果。     

代理、模拟与技艺：人工智能文艺生产的哲学阐释

反思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领域的本质和作用，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主体”问题，澄清人工智能威胁论的思想根源。首先，从人工智能文艺的生产者来看，人工智能符合现代“代理”的特性，可以与人类共同构成艺术中的“行动者网络”。人工智能的出现成了挑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中心思想的技术契机。其次，从人工智能文艺生产方式来看，艺术进入到了人工智能模拟时代，人工智能加速了文化工业的智能化发展，“真假”判断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基本判断。人工智能使得某些艺术门类而非人类艺术被终结，我们应该珍惜艺术生产的非资本化形态。最后，人工智能文艺生产体现了技术对艺术的整合，应该将人工智能严格限制在生产领域，警惕资本对技术与机器的控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和过度自律，用审美理性来引导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

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存在市民化问题,还存在本地化问题,这里从区域分割视角去讨论本地化问题,认为阻碍本地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区域社会体制,主要有三类具体的社会体制,即唯利型生产体制、分离型消费体制和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唯利型生产体制(特别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本地化的基础,因为在这种生产体制下,他们不能在流入地获得稳定的就业,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出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唯利型生产体制决定了分离型消费体制,而后者又强化了前者;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和巩固了分离型消费体制和唯利型生产体制,流入地政府之所以不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消费体制,主要还是出于对公共服务成本的考虑,而唯利型生产体制则为非均衡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反过来说,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前者。这背后的症结是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成本,由此产生了三类阻碍本地化的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建立适应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开放性社会体制,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     

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园林生产对村落活化的启示

文章基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热潮,针对如何可持续地活化村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剖析园林生产的本质,通过园林活动的人格再生产、时间空间再生产,探索与建构适用于当下社会文明机制的园林性空间语言,将造园活动理解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有效手段。同时,将精神重塑、文化的再生与人居环境的统一作为村落与园林的连接点,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分析园林生产方法在村落活化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