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还是补偿？修复策略对高、低权力受害方信任修复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在恰好和超额经济补偿条件下比较了道歉和经济补偿对高、低权力受害方信任修复的影响。实验首先通过角色分配法操纵被试(信任方)的权力感(高、低),然后要求其与受托方完成一定轮次的信任博弈,并且设置受托方在关键的轮次实施信任违背行为(不返还金钱)和信任修复行为(控制条件、道歉、经济补偿、道歉加补偿),最后测量高、低权力受害方在信任修复行为后的投资金额。结果发现：(1)在恰好补偿条件下,道歉对低权力受害方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经济补偿对高权力受害方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2)在超额补偿条件下,无论对于高权力还是低权力受害方,经济补偿都比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     

风险决策中动态框架效应研究

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焦点。该研究利用计算机联网模拟团队分布式动态风险决策任务,从三个方面（过去绩效,启动资金和目标设置）研究决策者在动态条件下风险偏好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目标设置”因素框架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启动资金”因素对个体和团队有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敏感性同样适用于解释动态情境下的风险偏好。     

面孔吸引力和信息正确性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

实验1采用3×2×2 的混合设计, 考察4~6岁幼儿获取全新信息时基于面孔吸引力的选择性信任及其特点。结果显示：(1) 4~6岁的男孩和女孩均表现出对高面孔吸引力者的选择性信任。(2)在选择性信任程度方面：5岁比4岁高, 而4岁和6岁之间、5岁和6岁之间则相同; 女孩在询问任务中比男孩表现出更高的选择性信任, 在赞同任务中则相同。那么, 幼儿的这种选择性信任是否受到信息正确性的调节?为此, 实验2采用2×3的被试间设计, 探讨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正确性对4~6岁幼儿基于面孔吸引力的选择性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正确性为50% vs. 50%条件下, 幼儿未对信息提供者产生选择性信任; 在正确性为25% vs. 75%条件下, 幼儿对提供较大正确性信息的低面孔吸引力者产生了选择性信任。研究结果表明：(1)在信息缺乏时, 4~6岁幼儿普遍存在有偏见的选择性信任; 女孩比男孩更易受到社会偏见因素的影响。(2)在信息明确时, 4~6岁幼儿也能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性信任。     

契约参与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从契约制定过程角度,探究个体制定契约参与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现场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制定宿舍契约能提升宿舍人际信任,认同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实验室实验结果表明:契约参与度不但能提升被试对其他被试的情感(善心)和认知(依赖)信任,而且能提升被试在信任游戏中对其他被试的信任行为; 并且认同感在前者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综合两个研究结果,契约参与度能提高对共同参与制定契约的同伴的信任,且社会认同能解释这种影响。     

大学生社会排斥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信任的作用

为探讨大学生社会排斥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以及负面评价恐惧和人际信任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采用大学生社会排斥问卷（SEQU）、社交焦虑量表（SASSCS）、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S）及人际信任量表（ITS）对450名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1）大学生社会排斥不仅对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产生影响,还会通过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2）人际信任能够调节大学生社会排斥对社交焦虑的直接作用,具体而言,与高人际信任的大学生相比较,较低人际信任的大学生的社会排斥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     

睾酮与人类决策行为

睾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 主要的雄性激素之一。在神经科学与神经内分泌学领域中, 早期研究发现睾酮会对人类的攻击性、社会交往、冲动性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来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睾酮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包括社会性决策的信任、合作、利他与竞争方面以及经济性决策的风险决策。多项研究显示, 睾酮的水平与经济性决策中的风险寻求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在社会性决策领域中, 高睾酮水平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支配性和公平性行为, 同时表现出更低的人际信任。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也存在难以重复验证的现象, 需要更多的研究探寻可能影响睾酮与决策的其他因素。未来对睾酮与决策的研究可以关注睾酮与消费决策领域、探寻青少年睾酮水平与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等。     

道歉在信任修复中的作用: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对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进行探讨。通过中英文献检索,共有18篇文献36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731)。元分析的结果表明,道歉在信任修复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呈中等效应量(d=0.44)。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信任违背类型的调节作用显著,相比于诚实型信任违背,道歉对能力型信任违背有较好的修复效果。此外,控制组设置对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以沉默为控制组的信任修复效果优于以否认为控制组的信任修复效果。信任类型、道歉所包含的成分以及测量工具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4～6岁幼儿经济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幼儿是否在博弈任务中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信任行为,同时考察可能对幼儿的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个体认知因素(观点采择)和环境因素(负性反馈和代际传递)。研究对189名4~6岁幼儿及其家长进行多种任务的测量。实验一通过修订Evans和Krugger(2011)的信任博弈任务,考察幼儿在匿名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结果发现与4岁幼儿相比,6岁幼儿对他人的信任更低;实验二考察了幼儿信任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幼儿在得到负性反馈结果后再次进行信任博弈任务时,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比前次有所降低,6岁幼儿对他人返还数量的预期比4岁幼儿下降程度更大;6岁幼儿的信任行为(第一次给出意愿)与观点采择能力显著相关;6岁幼儿的信任水平与家长的信任水平显著相关。     

权力感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框架效应是指由于对事物描述方式的改变而引起决策者偏好反转的现象。以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以及模糊痕迹理论为基础,研究探索了权力感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实验一通过回忆法对170名学生被试进行权力操纵,综合运用四种类型的决策情境,研究考察了权力感与框架效应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权力组被试的框架效应显著,低权力组被试者的框架效应不显著。实验二探讨权力感与框架效应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信息加工深度中介权力感与框架效应之间的关系     

论翻译的技巧、理想、标准及其形成过程--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先验哲学观

怎样才能提升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是不是必须诉诸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本文认为,作为王宾教授所谓“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哲学“经验VS先验”的基本观点,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只有从我自己构建并逐渐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翻译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之发挥适当的作用,达到逐步提高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