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亲子信任与青少年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父母自尊和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亲子信任关系量表,针对233对高中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亲子信任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亲子信任和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对于揭示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到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时间感知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时间决策模型的新探索

“时间”是跨期决策的“必需品”, 人们感知到的延迟时间决定跨期决策的结果。近年来, 研究者发现“时间长度感知”、“时间资源感知”和“时间框架感知”是时间感知作用于跨期决策的主要方式。时间感知的神经作用机制包含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种。“对数/指数时间折扣模型”、“感知时间基础模型”及“多模态漂移扩散模型”解释了时间感知的作用方式。然而, 现有理论模型还存在诸多局限, 主要包括“长短时距预测偏差”和“实际决策与预期决策偏差”两个方面。因此, 深入探讨时间感知影响跨期决策的基本方式, 分析现有理论模型的局限性并提出整合的机制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亟需进一步整合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 开展脑机制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从深层揭露时间感知的作用本质, 帮助个人与社会更理性地决策。     

眼睛注视线索对经济领域风险决策的影响：基于框架效应范式

采用基金投资框架任务,结合眼动技术考察眼睛注视线索与框架类型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消极眼睛注视线索促进了被试在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寻求行为,控制组与积极、中性、消极眼睛组的行为结果无显著差异;（2）以均字注视次数为指标的眼动结果表明,积极眼睛组和中性眼睛组对确定损益的关注差异大于对风险损益的关注差异;消极眼睛组和控制组被试对损失的关注大于对收益的关注,对确定项的关注大于对风险项的关注,但两者不存在交互作用。消极眼睛注视线索可能改变了个体对风险性和确定性的感知,并因此影响了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规避消极情绪线索可能有助于减少经济决策中的风险寻求行为。     

自我优势效应对远近空间中空间参照框架的影响

联合颜色−标签匹配任务和空间参照框架判断任务,考察自我优势效应对远近空间中空间参照框架表征的影响。颜色−标签匹配任务要求被试对颜色（黑色/白色叉子）与标签词（自我/他人）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结,被试随机分为自我联结组和他人联结组,两组被试均需在远近空间中完成空间参照表征任务。结果发现：（1）与他人联结组相比,自我联结组表现出显著的自我优势效应;（2）自我优势效应对空间参照表征的影响仅体现在近处空间且对自我中心表征任务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自我优势效应优先影响近处空间表征,表现出近处优先性。     

正常高值血压者血压昼夜节律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正常高值血压昼夜节律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入选正常高值血压者150例,其中杓型组72例,非杓型组78例,60例正常血压者为对照组。检测尿白蛋白排泄率（UAE）、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和左心室重量指数（LVMI）。杓型组和非杓型组UAE、IMT、LVMI高于对照组（P＜0．01）。非杓型组UAE、IMT、LVMI高于杓型组（P＜0．05）。正常高值血压人群已出现靶器官损害,血压昼夜节律异常与早期靶器官损害密切相关。     

3～5岁幼儿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断的发展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262名3~5岁幼儿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断能力及其年龄间差异。结果发现:(1)实验1中,当陌生面孔单张呈现时,3岁幼儿还不能正确地区分被成人评价为可信和不可信的面孔,而4、5岁幼儿已经能够基于面孔特征做出与成人基本一致的信任判断;(2)实验2中,当配对呈现可信vs.不可信两张面孔时,3~5岁幼儿都能够在日常交往情境中依据陌生交往者的面孔特征做出与成人基本一致的信任判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任判断准确率逐步提高。这些结果表明幼儿从3岁开始已经能够基于面孔做出信任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任判断能力逐步发展。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高中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职场“冷”暴力理论为切入点,采用层级回归和拔靴法对327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论：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际信任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调节职场负面八卦和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调节了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而且当科技人员的情绪智力水平较低时,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