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寺酥油花北大核心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酥油花、壁画、堆绣被称为“塔尔寺三绝”。2006年,塔尔寺酥油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酥油花的制作分扎骨架、制胎、敷塑、描金束形、上盘、开光六道工序。酥油花的原料十分讲究,需用上年塑制酥油花后拆除下来的陈旧酥油和精细草木灰掺和成韧硬的黑色胎料,方可制胎塑形。     

瑞士特色的伦理学问题

本文基于作者在苏黎世大学伦理学中心学术访问期间的观察,研究分析了以死亡辅助和银行保密制为代表的具有瑞士特色的伦理学问题,并从某种角度展示了应用伦理学在瑞士的发展图景。     

丹田探奥——《天仙金丹心法》秘诀刍议

《道藏辑要》中的《天仙金丹心法》是一部很奇特的丹经(以下简称《心法》)。书中的内丹术秘诀,是用多种不同规律的密码排列而成,更加入一些符号和代字。全部秘诀约占全书文字的一半。表面看来,文字杂乱无章,使人茫然莫解其意。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终于将书中秘诀全部破译。书中部分章节,《东方气功》杂志在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七年已连载。中华书局已计划在一九八八年出版全书。《心法》是道家托名:“八仙”合著的一部丹经。“八仙”为民间传说,不见经史。“八仙”之词起源较早,可追溯到东汉。但唐代前后,“八仙”是个泛称,其中人物可以随时随地的指称。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当代技术专家制研究

技术专家制在当代发生了一次被称为“平静革命”的理论转向，这使得当代技术专家制从强调由科技专家完全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转变为主张由科技专家按照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来维持社会运转的治理体制。在经历理论转向之后，当代技术专家制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类型相较于传统技术专家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而言，当代技术专家制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及其方法在治理活动中具有优先性、科技知识是获得权力和权威的基础、科技专家在治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强调计划治理，基本类型主要包括科技专家在政府中任职、智库体系、算法技术专家制等。目前，当代技术专家制已成为社会运行与治理的重要模式和主要特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加强堂点建设的几个措施

全国大部分基层堂点,多分布在农村,丁主教曾经在全国两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希望……特别要集中力量来探讨办好基层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基层教会办得很好的不太多,办得很糟的相当不少。”又说:“办好教会范围很大,希望集中基层教会问题,如何在基层教会里发扬民主协商的精神。     

“炁”功漫谈

1987年6月10日有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宣告成立。”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任“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中国人体科学,作为一新兴的学科。在学术争鸣和探讨中成长发展。它包括中医理论、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研究。”钱学森教授在讲话中认为:“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大部门,而中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坚持下去一定会在科学领域里有所突破。”中国的人体科学包括中医理论、气功和特异功能三大组成部分。这三大部分有一个共同性的核心。就是“炁”。我认为对“炁”     

战国时期齐国卿大夫家族形态初探

战国与春秋时期相比，齐国卿大夫家族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在经济上，卿大夫在封邑内享有征收赋税、放高利贷、开设手工业作坊等权利；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世袭特权；在军事上，私家武装被剥夺，不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卿大夫家族已由春秋时经济、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实体转变为战国时较为单纯的生活组织，因此卿大夫家族表面上的强大并不能掩盖事实上衰微。     

明清商人分家中的分产不分业与商业经营——以明代程虚宇兄弟分家为例

分产不分业是明清商人家庭分家方式之一。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资本组织由独资式转变为合伙式,经营方式实行轮流制或委托制,利润调整为正余利制分配,避免了资本分散,对商业经营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和深远影响。明代程虚宇兄弟分家就是典型分产不分业方式。     

德与才的较量:从“唯才是举令”到九品中正制

从儒学史的视角看,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是为了解决选人的依据问题。察举征辟制选人有重"德"的偏向;曹操"唯才是举令"则明确重"才"。两种用人观在争论、颉颃中逐渐走向并存。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正是将两个依据的并列地位给予了明确的、制度性的规定。九品中正制摒弃了已被察举征辟制的实践证明,会产生对德行无限高扬的不可控的做法,而主要立足对违德的惩戒,从而更深入地维护了儒家的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