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养"的探索与实践--记内蒙古包头市沼潭教会迦南养老院

“自养”是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包头市沼潭教会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可喜之路,他们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以客观存在的优势作为发展自养的目标,慎重定位自我优势,作出科学的决策。     

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新篇

20世纪初,当无产阶级革命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冲刺、社会主义向着苏联走来的时候,列宁写下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名篇,提出了一个复杂、敏感,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安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存亡的政治难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如何对待宗教,宗教又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此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共产党人,多方探索,经验丰富,教训深刻。21世纪初,当社会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的时候,江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就宗教问题,作了一个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之大成的,全面、系统、深刻的讲话…     

简讯

●2002年5月9日至12日,江西省天主教第六届六次常委会暨江西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四届六次常委会议在南昌市爱德宾馆召开。江西省民族宗教局陈卫民局长传达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吴仕珍主教代表省“两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讨论通过了《江西省天主教“两会一区”联席会议制度》。会议期间,吴仕珍主教宣布认命李稣光、赵怀民、     

揭示与利用大脑功能无限的潜能--<脑功能开发的理论与实践>读后

人类被誉为“万物之灵”,这是因为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人类对脑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并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被命名为“脑的十年”以来,脑科学的面貌更是日新月异,已经成为一门自分子水平扩展至行为水平的统一的学科。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开发人的自然潜能,并使这种潜能外化为人的学习、工作、生活、劳动等社会实践能力。人类的自然潜能主要体现在脑的功能上。因此,探讨如何将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领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无疑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思维论》体系结构评述

《思维论》是田运长期以来研究思维理论的结晶,也是我国当代思维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分析了《思维论》体系结构上的特点,对书中提出的思维三规律、思维信息论、智慧开发论等方面的观点进行了评述,肯定了《思维论》对发展思维科学的理论意义及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天主教的爱德观

天主教的道理可以总结为一个字,那就是爱。天主教的法律即天主十诫,可以总结为一个字,仍然是爱。 天主十诫的总纲为:上爱天主,下爱世人,即爱主爱人。 圣若望宗徒说:“天主是爱”。天主因为爱才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爱在天主教会中是至为重要的。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天主教的爱德观。     

论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关系

人的行为活动趋于善的特性,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特性。人通过教化、通过自己的价值活动,能够对自己的本性作出决定,能够化性起伪,决定自己是什么人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建构一个道德价值意义的世界,使自己获得作为诠释的诠释视域。同时,在一个多元性价值观念的世界,对于事物产生误解或理解分歧的可能性直接要求诠释学的在场。诠释学的理解要求一种回到前理解的共享性前见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作为伦理诠释和诠释理解的双重身份。伦理学与诠释学的内在贯通,从根本上看,在于它们都分有着实践理性的特性。这种实践理性体现在,普遍的东西的具体化。换言之,是普遍性知识与具体实践情境的结合。     

建立干部心理评测制度可行性的研究

在干部任用、选拔过程中,心理测评技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人事管理而言,它有助于对人力资源状况的普查和了解,同时也具有其现实基础和心理学基础。     

卫生技术评估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影响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很多研究发现对同样一个临床问题 ,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甚至一个州内的不同社区 ,其处理方法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例如在美国的一个州内 ,儿童扁桃体切除率在一个社区为 8% ,而在另一个社区则高达 70 % ,医疗费用也相应存在很大的差异。近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和英国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处理方法的对比研究发现 ,19%～ 69%中国医生常规使用 7种治疗方法 ,而使用这些方法的英国医生不超过 1% (阿斯匹林除外 ) ,见表 1[1] 。这些临床实践的差异已经超过了临床的、人口学的以及地域特点差异所能解释的范围 ,而令人对这…     

自我保护性医疗的伦理扫描--论患方知情同意与医方规避风险

自我保护性医疗是近年来医方为应对医患关系重构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模式,其本身和影响具有全新特点,充满价值冲突;这种行为模式,客观上是对应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的;主观上同医方免责期待的张扬以及对知情同意的解读直接相关;因而,正当的自我保护性医疗既取决于医方合理的免责期待,以及改变对知情同意的误读,更依赖于自身的医学伦理综合素质的打造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