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现代性与社会适应性——评蒋秋明著《南京国民政府审判制度研究》

20世纪是中国建构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年,法制的现代化无疑是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末民初仿效西方模式建构起来的司法审判制度,经过不断的改良,已趋于规范和成熟,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审判制度虽在形式上已趋于现代化,但并未有效解决其自身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以至具体的审判实践问题重重,诉     

基本药物制度对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改革的影响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的业务收入存在直接的经济影响,政府必须要适时推行全新的绩效工资改革,以保证综合医改稳步推进.在制度设计中首先要在坚持公益性基础上科学设计绩效考核指标,此外还需要重点关注基层财政的负担能力、绩效改革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产出等方面.     

基本药物制度对首诊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药品价格降低,医保报销比例增加,有利于吸引患者到社区医疗机构就诊,促进了首诊制发展,但由于基本药物种类有限,居民用药习惯以及财政补偿不到位等都影响了基层卫生机构的功能发挥,不利于首诊制的发展.基本药物制度在实施中要不断完善,最终达到与首诊制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从“王贝事件”看医学学会组织的职能

2010年发生于武汉的超女王贝整容致死事件,使中国的医疗整形美容行业受到质疑.相关医学学会组织的职能缺失是事件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梳理该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分析医学学会的作用,借以指出医学学会在制度建设和职业精神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医学学会职能的建议.     

荀子正义思想述要

荀子的正义思想特别值得今天的政治哲学借鉴的主要有三点:其一,人有天赋的理性,能够分析判断,所以人能群,能够制定礼仪制度组成人类社会。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唯有理性是达成政治共识的可靠基石。其二,行义以礼。仅有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并由此明确了正义原则还是不够,还必须落实到制度建构的层面上来,建立合宜的伦理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三,行义以正。政治经济制度应该体现公正与公平,公正就是要具体依据德、能、功、罪进行赏与罚;公平在政治上首先在于机会公平并有制度保障,在经济上不是实行绝对公平,而是要保证相对公平并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还有人对自然的利用要适时、适当、适度。     

巴尔塔萨的神学形上美学

现代美学崛起因其颠覆古典美学存有论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现代美学的诸多困境,因此古典美学的复兴,首先必须奠立美学存有论的牢固根基。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存有论为基础的美的神学形而上学,为其神学美学体系建构夯实了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1)”述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1年11月18日在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1)"。中央     

宗教政策法规知识问答(之六)

十四、宗教教职人员是否可以参加养老保险?答:可以。根据国家宗教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政部和卫生部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至今,变化巨大,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如何评估当前的道德状况?造成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根治或如何重建?带着这些社会上下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于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专项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的学者覆盖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专业领域,周孝正、竹立家、刘光明、杨义芹、张海涛、张傅等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伦理学基地的葛晨虹、龚群、肖群忠、李茂森、曹刚、郭清香、杨伟清、张霄等研究员,部分杂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汇聚各方相关专家,切实"会诊"社会道德问题,集思广益,诊断病根,开出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道德问题治理"药方".会议讨论热烈而深入,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