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泰戈尔"神秘主义"的契合之处及意义

叶芝、泰戈尔的神秘主义,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阐释宇宙、历史、人类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诗歌可以揭示真理,引导人们认识世界,并认为情感和理智相融合才能创作出完美的诗篇。他们诗歌中的两大意象:大小循环论——对生命的阐释和自由,正是他们的理论契合之处的体现。他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对今天东、西方的理论建设和精神的沟通、互补,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正>不厘清意识形态概念,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不能正确地理解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就不会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意识形态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意思上混淆使用,这不仅造成了理论上的困难,而且也引起许多实践上的失误。在这里,我们区分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揭示其涉及的不同范围,并指出一系列意识形态副现象。     

制度正当化理论述评

制度正当化是指个体将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制度正当化的理论基础包括谬误意识、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制度正当化理论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在认知和意识形态上维护和支持现状, 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积极和消极后果。制度正当化受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制度正当化中“制度”的涵义, 加强制度正当化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转变如何产生。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下)——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三）寺庙的经济活动 关于寺院经济方面。以寺庙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寺庙组织的经济资源,它关系到寺庙的自治自理,也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行为。韦伯认为：“行为‘理性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对约定俗成的风俗的内在服从,让位于对利害关系格局的有计划的适应。”寺院经济与寺庙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建设及更新紧密相关。     

禅武合一（下）——少林功夫

2、少林功夫的类别中国武术结构复杂,门派众多。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少林功夫是历史悠久、体系完备、技术境界很高的门类之一,也是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历史悠久,门类最多、体系最大的一个门派。少林功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门派"或"拳种",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武术体系,内容极为丰富。按类别可分为徒手和器械两大类,器械又可分为长兵器、短兵器、软兵器等。     

清代山西五台县的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管理汉传佛教事务的重要措施。清王朝对地方僧官机构及人员的设置在《清会典》中有制度性规定。山西省五台县的僧官制度具有特殊性,与《清会典》中的规定并不一致。在定义“僧官”一词的基础上,首次分析了五台县特殊的僧官制度,并得出了清代地方僧官机构与行政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的结论。     

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建构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和高发期,构建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有效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及其变化趋势,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需要有新思路,重点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中的设计环节、执行环节和监督环节,在治"本"、治"软"和治"松"上下功夫、花力气.而且还要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新对策,围绕权力配置不合理且缺乏必要监督、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尚不完善等状况,加强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有效制衡与良性互动——宪政体制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权同检察权的关系

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出对检察权力有效制衡的宪政理念.通过合理界定监督权的性质和范围,有助于解决监督权同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的冲突,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健全完善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对实现监督权同检察权的良性互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具有全球性的一般涵义,但它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美国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而德国经济伦理学则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固然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差别在学科上的反映.因此,中国经济伦理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点:鉴于当代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