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所见的共生思想——对于其现代意义的探索

一、拔除"烦恼之矢"《经集》(Suttanipāta)中的"执杖经"一章,有以下的诗句,作为释尊的言教流传下来。请看人们互相争斗,从执杖中产生恐怖,我将按照我的感受来说明这种苦恼(935)。①看到人们像浅水池塘里的鱼一样乱蹦乱跳,看到他们互相倾扎,恐怖涌上我的心头(936)。②释尊在世的印度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很多小国被大国吞并,战乱不断。社会历史呈现出论争不休、纷争不止的情势。事实上,在释尊的晩年,释迦族就被大国憍萨罗(Kosala)所征服。     

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功能关系探析

社会利益主体可以按拥有利益资源的多少分为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 ,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分为高位主体和低位主体。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整合是这些利益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方式或机会。在通常情况下 ,高位主体和弱势主体倾向于选择利益的整合 ,低位主体和强势主体倾向于选择利益的分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既相对立 ,又相依赖 ,这就造成了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呈现出既相反相斥 ,又交融互修、交替互补的局面。为了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保持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必要张力和平衡     

仁礼交互进路的早期儒家群己观念

从仁礼交互的论域考察早期儒家“群”“己”观的生成价值及其道德意蕴,有其独特价 值。基于区分存有论基础上的以及行为实践意义的“己”之一体两面,作为主体自 我认识之个体的“己”以及通过他者而认识的“己”,都与“仁”的应然性价值直接相 关；“群”作为类意义上的共同体,经由与仁之价值的内在关联,可以激发出人与世 界的意义内涵；以“礼”作为通达己之内外的重要通道,可以表征群的共同体与个体自我 价值的统一。在上述考察基础之上,儒家群己观念的传统畛域及其价值边界可以得到阐 释。     

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进,充分展现了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和效能。在理念上,人民民主体现了"做事能力"的原初民主意涵;在意图上,人民民主着重于限制"利益博弈"的良性治理思路;在效能上,人民民主有益于推行"政治教育"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方式,其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这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可行性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具有正确方向的历史前提。     

对哲学史的重新思考

在发生于20世纪（尤在其后半叶）、反映人类共同体当前发展趋势的根本变化中，有一些转变——尽管被清晰地概括了出来——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尤其是，这关涉直到最近仍被普遍叫做“东方哲学”的地位的主要变化。     

论《周易》崇尚智慧的谦德谦道

《周易》所建树的谦德谦道,本质上是对事物规律敬畏的态度,对事物变化之度有效把握的智慧和以无私念蔽障为前提的道德修养,它实质上体现着进取的辩证精神。这是谦之体。《周易》还多方面说明了谦之用,它可以给人带来一谦而四益及规避风险的极大利益保障,也就是"扌为谦"的"无不利"。     

“绳索大王”的生意经

在日本有“绳索大王”之称的岛村方雄，是个颇有心计，富有经营智慧的人。他在创业之初就深感培养客户群体对商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商家和客户．如鱼和水一样密不可分，只有利益共享才会实现共赢的目的。千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惜一切代价，培养自己的客户群。     

新时代我国企业共享利益的公正实施机制

企业共享利益是新时代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劳动与资本共享利益,还包括不同所有权资本共享利益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出现过为缓和劳资矛盾和抑制通货膨胀所提出的分享利益模式,诸如净利润分享、纯收入分享及员工持股等分享经济模式,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所有权绝对垄断利润的地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要素地位及分配制度都存在着不平等,企业共享利益难以实现。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企业共享利益提供了根本保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特别是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于企业,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而且保障了共享机制的公正实现,使企业共享利益成为可能。企业共享利益的公正实施可以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公平的员工持股制度、混合所有制的平等合作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等措施加以实现。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问题的伦理审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追问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现象的客观存在,不仅仅只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或个体道德修养不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司法共同体没有构建符合自身的价值话语系统,从而未能在规则失范或空场的情景中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一种宰制性的约束与威慑力量,究其原因,则是建构司法共同体价值话语系统的进程中,我们失去了一种文化的自觉性,而是在“激进主义”的导向下践行了“拿来主义”,失去了“自我”,也陷进了“无我”的精神困境之中.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哲学意蕴

“方法”是人们为了实现价值目的而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以改造世界的手段与途径，因此具有二重性：客观规律性与主体价值性。这是由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的新唯物主义得到的科学结论。人们根据价值目的发现与统摄各种备选方法，加以改造和利用，由此生成相应的方法论体系。不同的价值意志形成不同的方法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灵魂，实事求是地遵循客观规律，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而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党与人民结成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民组织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是这一方法论体系的根本，并由此通过各层面与各领域形成宏大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