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务人员心理素质的培养

各种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其心理素质的水平 ,心理素质渗透在其他素质之中 ,其他素质的提高最后转化为心理素质。笔者认为对于医务人员良好的性格的培养、心理素质的提高 ,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　增强临床医务人员的自我健康意识精神病学家麦灵格乐认为 :“心理健康是指人们对于环境及其相互间具有最高效率及快乐的适应情况 ,心理健康的人应能保持平静的情绪 ,敏锐的智能 ,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愉快气质。”因此 ,医务人员应长期的坚持心理健康教育 ,认识到自己在自身健康状况上所处的主导和主动地位 ,自觉地接受和制定自我保健措施。2…     

中国心脏移植的现状与未来

1967年 12月 3日南非的Ｂａｒｎａｒｄ医生成功地完成第一例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 ,此后的几年间全世界每年心脏移植病例不超过 5 0例 ,80年代逐渐增加 ,到 1990年每年即达到并维持于 35 0 0例 ,其中有数百例为儿童心脏移植。国内张世泽 1978年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 ,目前施行过此手术的医院并不多 ,且未作为常规手术。同国外相比 ,国内有以下特点。1　经费问题国外 1例心脏移植约需 5万～ 6万美元 ,国内所需费用更高。因为费用的高低和经验的多少有一定的关系 ,经验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1] 。中国的一般家庭难以承担如…     

父母控制与儿童顺从行为的研究综述

该考察了近年来国外对父母控制与儿童顺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有研究把父母的控制分成身体控制和言语控制,或根据控制中所包含权力水平的高低分成强控制型和弱控制型;有人考察了情感因素和父母的反应性等对儿童的顺从所起的作用,还有人把顺从分成自觉顺从和情境性顺从。早期,研究把顺从看作成人期望的社会化目标,而视不顺从为一种行为问题。后来的研究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不顺从,认为对不顺从行为要作分析。不同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父母的控制和儿童的顺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哈贝马斯科技伦理观述评——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解读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科学伦理思想。同时这又是他试图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序曲。哈贝马斯通过对韦伯的合理化的伦理观进行解析和批判,提出了交往关系的伦理解释框架,辨析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制度背景,并认为,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制度框架的合理性才能直接同社会劳动系统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同时技术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哈贝马斯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也可以引发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的思考。然而,在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中,的确存在着方法论的误区。     

从心理学角度看宗教与社会和谐

从世界来看,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各种宗教信徒就达48亿,占世界人口的4/5左右。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目前,我国宗教信仰者已经达1亿多。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少数民族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要了解     

反对伪科学与科学精神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有人把科学精神归结为"求真",这自然是对的。求真,就是求取正确的知识。有人把科学精神说成是"怀疑",从某一方面说,也不错。然而科学     

中国宗教的未来走向北大核心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宗教将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宗教界对这些机遇与挑战又是如何思考与应对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宗教的未来走向如何?这是令每一位关心中国宗教未来的人士深感兴趣的话题。本期,我们约请了五大宗教的代表性人士,就这一问题发表他们的思考和见解。相信这些见解会带给读者有益的信息与启示。     

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父子依恋与自尊的链式中介

为探究父亲协同教养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父子依恋和自尊的中介作用,采用父亲协同教养问卷、父子依恋问卷、自尊量表以及长处与困难问卷对613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父亲积极协同教养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父亲消极协同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2)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怨恨”的道德哲学分析及其“精神救赎”

从道德哲学角度考察和反思近些年来伤害无辜民众的社会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关涉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伦理事件,其精神根源是“怨恨”。“怨”作为“自我心灵折磨”,直接导致个体的“精神沉沦”,并以“匿怨”的形式破坏着个体“正人心”的内在德性修养。由“怨”的“自我心灵折磨”向“恨”的“自我心灵毒害”的转化,使“恨”在精神中又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情感态度,现实化意志行为,最终摧毁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联结。因此,要有效化解“怨恨”的分离力量,需要发挥“爱”的伦理同一性力量,即培养个体“爱的能力”。首先,应当发挥家庭以“爱”为核心的伦理教养功能;其次,需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培养个体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爱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对德性的向善性和“爱”的伦理同一力进行“精神融合”,从而促使个体以德性的超越力量从各种人生困境和人伦矛盾中超拔出来,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安斯康姆问题”的问题

安斯康姆区分了意图概念的三种用法,“三者如何统一”的问题为行动哲学奠定了基础。但一方面,安斯康姆问题预设了一系列前置问题：(1)三种用法的区分方式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吗?(2)区分的数量有必然性吗?(3)为何有必要寻求统一?恰当回应这些前置问题,安斯康姆问题的合法性才能获得辩护。另一方面,由于对其哲学方法的遗忘,当代行动哲学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扭曲了安斯康姆问题。发掘日常语言哲学方法,可以进一步阐明该问题的意义,并为困境中的当代理论提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