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头胎子女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研究选取650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和亲子依恋安全性问卷,考察了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并探讨了头胎子女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二胎家庭中父母的教养能力感高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养能力感;（2）头胎子女的母子依恋能够调节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对于高母子依恋组的被试而言,有无二胎无法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组的被试来说,有无二胎能显著正向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父子依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对高母子依恋群体而言,有无二胎不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群体来说,家庭中有二胎会促进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发展。     

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与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与个体-环境交互理论,研究考察了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选取155名6~7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运用便携式生理多道记录仪采集儿童静息与任务状态下的心电（ECG）与呼吸率,换算出基线RSA与RSA反应作为迷走神经活动的指标,采用母亲报告的《婚姻质量问卷》、《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和《儿童行为量表》测评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情绪表达及儿童内化问题。结果发现：（1）父母婚姻质量负向预测小学儿童内化问题;（2）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小学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小学儿童迷走神经张力（基线RSA）调节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同时会通过父母情绪表达间接地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另外,较高迷走神经张力能够缓冲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双重维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维度,即青年马克思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向以科学批判为主导。如何看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学界围绕此论题存在着争论。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从道德批判转向科学批判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以科学批判为标志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亦并未抛弃道德批判的维度,这两种批判维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之中,单纯强调一种批判维度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都是片面的。     

卢梭论文明与道德——重温《论科学与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包含了卢梭许多后来思想著述的萌芽,它讨论的是科学艺术的"近代复兴"与道德的"社会风俗"的关系。卢梭仅将科学艺术视作文明,并把它们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近代文明失去了本原的道德精神实质。但所有的成熟文明都包含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道德也是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的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卢梭没有意识到,否定文明也就等于否定了道德。但卢梭文中对科学艺术的批判反思,对道德乃至宗教救赎精神的推崇,赋予其思想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的进展和艺术的普及已经发展到了卢梭难以想象的程度,科技的兴盛固然带来了普遍的福利,却也走近了这样一个门槛:高新技术给人类带来无数方便与好处,人类的控物能力不断大幅提高;与此相比较,人类的道德自控能力若没有相应的提高,科技的发展可能带来难以预测但却可能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后果。这种不平衡无疑会是人类文明一个持久的基本矛盾。     

夯实基层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基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总结了2001年以来各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和典型经验,形成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其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夯实基层实践基础。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在基层的实践,对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应瞄准基层需求,创新基层工作,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提质量、上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德治基础。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孤独感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一项元分析

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均是当下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诸多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 但研究结果却存在很大分歧。为明确两者之间的整体关系, 以及产生分歧的原因, 对检索后获得的121项研究(124个效应值)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 = 0.25, 95% CI = [0.23, 0.27]); 两者的相关性受被试年龄群体的调节, 成年人群体中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青少年群体, 但两者的相关性不受性别、孤独感和手机成瘾测量工具的影响。结果表明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 支持了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和自我调节缺陷模型。未来应加强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进一步揭示孤独感与手机成瘾的作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