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工思想的人学意蕴——从“分工的观点”看“人”的发展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从分工的观点看人的发展,受益于恩格斯的理论启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他进一步指出: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     

会玩太重要了

很多媒体问我,你干的事情那么杂,还都做得有模有样,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就说,因为从小爱玩,我妈天天打我也没把我打服帖,从小到大,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创造性思维与行为样式。人的成长固然有父母的教养与学校的教育,但要是只有那些教养和教育,那一个人就不是自己了。     

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及其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采用言语和空间创造力测验、青少年人格问卷、中学生日常创造性行为问卷对1048名中学生施测,考查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并探讨创造性思维、人格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在言语创造力的流畅性、灵活性维度以及图形创造力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高一年级的言语创造力流畅性、灵活性维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高一年级的图形创造力质量维度显著高于初二、高二年级;(2)言语创造力与人格的开放性和外向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社会活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图形创造力与开放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手工技术呈显著正相关;(3)开放性和外向性在言语创造力和创造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图形创造力上中介作用不显著.具体到创造性行为的各个领域,开放性和外向性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间起着不同的作用.     

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

抑制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认知加工机制。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创造性思维的认知去抑制假说、认知抑制假说和适应性认知抑制假说。本文系统评述了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新进展和神经机制。未来研究应加强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关系的理论整合与构建,分析创造性思维的不同阶段的认知抑制机制,采用无意抑制与有意抑制研究范式,对创造性思维与认知抑制的关系、影响因素及神经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773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午睡剥夺对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选取生态效度较高的科学发明问题材料(分为高启发量与低启发量两类),采用“1对1”和“8对8”的“学习-测试”实验范式,考察午睡剥夺对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午睡剥夺处理、范式(“1对1”和“8对8”)和材料启发量高低在原型激活率和问题解决率上主效应均显著,午睡剥夺和范式以及启发量高低在问题解决率以及原型激活率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午睡剥夺影响科学发明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效应,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启发信息应用和原型激活两个加工过程的影响而实现的.     

个体变量、材料变量对大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

研究以139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信息素养:高、低)×2(批判性思维倾向:强、弱)×2(信息量:高、低)×2(批判情境:有、无)四因素混合设计,考察个体变量和材料变量对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1)从个体变量看,批判性思维倾向在信息素养预测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时起调节作用;(2)从材料变量看,信息量高且含批判情境的材料对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有促进作用;(3)个体变量和材料变量在灵活性和独创性上存在交互作用。高信息素养或强批判性思维倾向的被试在含批判情境材料下灵活性、独创性表现更好;低信息素养或弱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学生在无批判情境材料下灵活性表现更好,在两种批判情境下独创性无显著差异。     

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基础

创造性思维作为创造性的内核, 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上产生新颖独特且实用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的三层次模型, 分别从文化观念、文化活动或经历以及文化工具三个层面, 围绕人性价值观、中庸取向、非价值性文化传统、海外旅居、多语种学习、以及文化工具所涵盖的文化规则、符号和实物七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文化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依存性、个体差异控制、文化和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差异以及多重研究取向协作四方面深入。     

情绪劳动策略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元分析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情绪劳动策略(包括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经筛选, 共有120篇文献226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 = 79659)。元分析结果发现, 表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负相关, 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不同表层扮演测量工具、文化背景差异、行业类型差异对表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 不同工作满意度测量工具对表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表现为单维的JSS工作满意度量表的调节效果高于多维的MSQ量表。不同深层扮演测量工具、不同工作满意度测量工具、文化背景差异对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有显著影响, 分别表现为深层扮演量表Grandey (2003)、Diefendorff, Croyle和Gosserand (2005)、Brotheridge和Lee (2003)调节效应依次减小, 单维的JSS工作满意度量表的调节效果低于多维的MSQ量表, 东方文化背景的调节效果高于西方; 行业类型的差异对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教师创造性教学行为评价量表的结构

用Cropley编制的"创造性教学行为自评量表"(CFT指标)对321名小学教师进行初测,选取难度在0.20~0.80之间、区分度在0.40以上的28个题项组成"教师创造性教学行为评价量表"。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由学习方式指导、动机激发、观点评价和鼓励变通4个维度构成。对592份"教师创造性教学行为评价量表"有效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评价教师的创造性教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