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纵向研究进展

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研究的意义、现状及研究的难点等方面综述慢性病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纵向研究进展。结果显示夫妻的二元应对在不同疾病中随着时间推移呈不同的发展趋势;患者和配偶的二元应对方式及应对一致性对双方远期心理健康、关系质量等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且可能存在角色、性别、应对方式的差异。国内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较少,可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探究不同疾病背景下夫妻二元应对的发展及其对心理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二元干预措施提供指导。

     

加强政策协同促进中国创新型药企国际化发展

中国创新型药企快速追赶国际领先企业,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成长阶段,国际化之路遭遇各种坎坷。国内创新呈现出快速跟进特点,研发热点过于集中,存在高水平重复现象,加之创新药的医保谈判采用低定价策略,可能使创新型药企难以在合理的时间段内收回研发投入,后续研发难以为继。未来,应当差异化地鼓励原始创新和一般创新,建议改进国家基本医保对创新药的支付机制,减免税收、申请费等以降低研发成本,在实施数据保护和市场独占制度提高获利预期方面形成政策协同,助推中国企业国际化。

     

创新管理理念对于我国创新型医药企业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医药企业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需尽快打破同质化严重、竞争力不足的格局,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管理的理论观点对于创新型医药企业有借鉴意义,分析了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创新型医药企业在文化、组织和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参考创新理论的一些观点,认为创新型医药企业可在不断追求技术、产品创新的同时,思考对企业文化、组织管理、创新能力方面的变革,从而有效地推进创新战略实施。

     

负责任创新中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审视

负责任创新是目前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重要理论,也是引导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向善发展的理想图景,其基本结构主要包括预测、反思、协商、反应四个维度。当前,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受技术“黑箱特质”的影响,暴露了其在安全、隐私、道德、分配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桎梏了其应用于医疗事业的广阔前景。面对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伦理困境,从其技术研发、设计、应用、跟踪等全过程分析嵌入负责任创新四维度模型,能够有效缓解医疗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在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风险,从而真正实现其为人类健康的精准赋能。

     

中医隐性知识结构维度模型的验证性研究

隐性知识大量存在于中医医者知识体系中。深入探讨中医医者隐性知识的结构维度,有利于中医的传承及个体隐性知识的转移。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发现中医隐性知识可以分为学习策略维度、临床技能维度、人际互动维度、情绪情感维度、价值取向维度和中医药文化维度。结合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中医隐性知识的结构模型。为了提升该维度结构模型的科学性,对国家级名老中医、国医大师、中医院管理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了验证性研究。     

《晏子春秋》思想研究综述

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晏子春秋》曾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直被怀疑为伪书。故历代学者对它的探讨多集中在"学派归属与文体性质""作者与成书时间""文本校勘与注疏"等问题上,而对其思想内涵探究得很少。直到近三十年来,尤其是1972年银雀山汉墓《晏子》竹简出土以后,学者们才开始真正对该书的思想内涵进行全面深入地挖掘。其研究领域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外交、军事和哲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成果斐然,同时亦存在些许不足。     

在“穷变”中“立真”: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及其影响

在近代孔子研究史上,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论点。所谓"孔子变迁论",一言以蔽之,即"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点,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李大钊、钱玄同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自觉地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是故,此论提出来之后,便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于今来看,这一"孔子变迁论"在孔子研究乃至诸子研究上仍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新仁学视域下的儒医新论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创新和探索的理论结晶,不论是"三大命题"还是"十大论著",对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道德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对当代"儒医"的培育更具重要的借鉴价值。"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悬壶济世之"仁心仁术"思想;"以生为本,以诚为魂"的济世救人之"人命至重"思想;"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大医精诚之"普通一等"思想;"仁修论"中"清心寡欲"的淡泊名利之"廉洁行医"思想等,对促使当代医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法国经院汉学鼻祖雷慕沙的道教研究

雷慕沙是法国首位经院汉学家,他的道教研究基本沿袭了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对于道教的贬斥态度,体现了19世纪欧洲人面对异质宗教时的“基督教至上”和“欧洲中心论”的时代偏见。然而他又在欧洲首译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率先选译《道德经》,在19世纪的欧洲开启了道经译介和道教研究的序幕。本文尝试通过梳理雷慕沙对于《太上感应篇》及《道德经》的译介与诠释,以及其对于法、英、德等国的道教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雷慕沙在道家和道教思想于欧洲的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再现19世纪前后欧洲对于道教的认识及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