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年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和防治的哲学思考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少和骨组织微结构受损,继而引起骨骼脆性和骨折危险性增加为特征的全身性疾病。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年骨质疏松症发病率日益上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健康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６０岁以上老人有一亿两千万,到２０５０年将达到四亿五千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１］,目前我国有骨质疏松症患者八千四百万,占总人口的６．６％。到２０５０年将成倍增加达两亿一千二百万,占总人口的１３．２％,这一重要的社会大众健康问题会给千万个家庭及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然而,目…     

以新的视角看待人生──心理的社会治疗理论与方法

心理的社会治疗有别于传统心理学领域中的精神分析、行为矫正、认知治疗以及人本主义的“患者中心疗法”。它认为对自我的深刻误解是造成当代社会中的人的孤独与痛苦的主要根源。实现快乐人生的方法是“自己解放自己”,走出自我,学会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重创自身发展。     

烧伤治疗--仍需走出困境

以促进创面干燥,再行切痂植皮为局部治疗特点的外科技术,仍是烧伤治疗的主流,促使创面干燥是渗出的对症处理,切痂植皮的实质是将烧伤创面变为刀伤创面,然后再修补刀伤创面。显然,烧伤外科的治疗观已撤开了烧伤的病理变化和机体的免疫力,再生力,孤立地看待烧伤创面,认识上形而上学,治疗上一刀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创面的疼痛,进行性坏死、感染和瘢痕愈合四大难题,相反,干燥切痂植皮技术的实施又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的,     

关于人才素质和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问题

1　要有对国家、民族责任感的素质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人才的竞争。国与国之间实力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创新的竞争。创新的关键在人才 ,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竞争和创新的重要性。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虽然我们现在发展强大 ,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 ,地大、人口多、耕地少 ,还比较贫穷。科技队伍小 ,人才流失严重。一方面 ,呈现出年龄老化现象 ,6 0岁以上的科技工作者有十几万人 ,致使青黄不接 ,缺乏骨干。另一方面 ,人才构成偏年轻化 ,经验欠缺 ,影响工作质量 ,重大项目开展和医疗事故较多。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问题 ,多年…     

脑内移植:医学的冷静哲学的忧思

脑内移植的发展历史从狂热到冷静的过程,说明科学必须是要踏实地,实事求是,过于冒进只能导致失败。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脑内移植的研究存在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有待解决。     

煌煌巨著创新章——读魏道儒教授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北大核心CSSCI

前些日子,收到著名佛教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教授寄来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急忙打开来看：不是一本,而是一箱,整整的一大箱,14卷15册,800余万字——称其为“煌煌巨著”,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领导的调节聚焦对下属创新和组织承诺的影响

以162名员工及63名其直接领导为被试,采用问卷法探讨领导的调节聚焦对下属创新和组织承诺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结果发现:(1)领导的促进焦点可以正向预测下属的创新,且心理授权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领导的预防焦点对下属的创新没有显著影响;(2)领导的促进焦点以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分配公平为中介正向影响下属的情感承诺,领导的预防焦点正向影响下属的持续承诺。     

授权型领导、心理可得性与创新:组织支持感的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配对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考察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作用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授权型领导与员工心理可得性显著正相关;②心理可得性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组织支持感显著调节了心理可得性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关系;④组织支持感调节了心理可得性在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员工创新行为源于领导情感信任吗?风险倾向与组织行为授权的调节作用

领导情感信任会促进员工表现创新行为,但员工个体的风险倾向与组织行为授权可能对其具有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领导情感信任能正向预测员工创新行为;（2）领导情感信任、组织行为授权与风险倾向对员工创新行为预测存在三维交互作用,相对于其他条件,组织行为授权和风险倾向均处于高水平条件下,领导情感信任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相关程度更为明显。探讨领导情感信任、组织行为授权、风险倾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可以为甄别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个体和环境因素提供理论指导,此外,也可为企业和直接领导如何增加员工创新行为提供借鉴。     

“通情达理方面”对“真实方面”，或者世界观的道德（续）

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下列选择,它为罗尔斯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决定性动力：我们要么可以遵循从霍布斯到康德的道路,并且系统论述一种(能够以某种方式保存道德陈述的认识内容的)实践理性概念,要么可以再一次求助于各种“强”传统和“具有综合性的”学说——这些传统和学说构成了镶嵌在它们之中的各种道德观念的真理的基础。无论我们采取哪一条道路,我们都会遇到种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