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关系：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采用病毒暴露风险问卷、感恩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希望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以2168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学习大学生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PTG)的预测作用及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有41.61%的大学生出现明显的PTG;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居住地和病毒暴露风险后,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也可以分别通过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正向预测PTG,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希望的链式中介正向预测PTG。本研究提示心理干预工作者,要关注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和希望从而促进PTG。     

大学生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对抑郁的影响:抗挫折能力和外向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将"童年创伤"定义为"个体14岁以前所经历的,站在主体的角度主观感受到的创伤性事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定量加定性的方式探索了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外向性、抗挫折能力、抑郁之间两两显著相关;结构方程模型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通过外向性、抗挫折能力完全、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本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大学生抑郁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     

替代性创伤与具身情绪

具身情绪是在近年来大热的具身认知领域影响下提出的便于研究情绪的理论,主要表现为情绪是由生理反应及情境等共同作用影响的; 而替代性创伤是用以描述心理工作者因长期接触创伤后患者对其进行危机干预,而出现类似的创伤反应和身心不良症状的概念。这两者在形成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本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介绍,从具身的视角描述了替代性创伤的成因,最后结合实际对未来研究探讨与展望。     

小腿严重创伤修复适应证的选择和启示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院对治疗小腿严重创伤修复的适应证认识在不断地深入和提高,本文指出要提高小腿严重创伤治疗的满意度,首先要规范手术修复适应证的选择,根据伤情不断改进和优化手术术式和治疗方案,必须综合性治疗,对于无法保留和修复的伤肢,则果断采取截肢术.     

术后镇痛对创伤患者围术期细胞因子和胰岛素抵抗的影响研究

研究术后镇痛对创伤患者围术期细胞因子IL 6、TNFα和胰岛素抵抗(IR)的影响.选取6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A组患者应用一次性术后镇痛泵,加入舒芬太尼2.5μg/kg+盐酸托烷司琼4mg,用生理盐水稀释至100ml,2ml/h持续注入.B组患者为术后根据临床需要临时给予杜冷丁每次50mg～100mg肌肉注射,每日不超过3次.发现两组患者术后镇痛效果比较,A组患者舒适程度要优于B组,随访患者无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术后两组患者血浆IL-6、TNF-α水平均开始升高,术后12h左右达峰值,24h后开始回落,但均明显高于术前.血糖和血胰岛素值也在术后升高,术后24h左右达峰值,之后逐渐回落.ISI在术后开始降低,术后24h降到最低,之后逐渐回升,但均低于术前,说明IL-6、TNF-α水平升高与创伤后胰岛素抵抗有相关性.A组患者术后12h、24h、36h、48h的血糖、血胰岛素、IL-6、TNF-α水平与B组比较明显降低,而且术后48h基本可以恢复术前水平.应用舒芬太尼术后镇痛可以通过抑制血浆中IL-6和TNF-α水平,从而抑制围术期胰岛素抵抗,降低应激反应,从而达到减轻免疫抑制和降低或缩短IR时间的目的.     

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乳腺癌已逐渐成为危害女性健康的首位恶性肿瘤。手术给患者的身心带来很大伤害,但研究者发现,在与乳腺癌这一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患者会产生一种正向的心理变化,这就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创伤后成长。本文从创伤后成长内涵、国内外研究现状、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干预方法等几方面对乳腺癌创伤后成长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为乳腺癌患者心理护理提供依据。     

5·12汶川地震后灾区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及中介效应分析

·12汶川地震发生两个月后,对508名灾区的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进行测量,结合他们对地震前状况的回忆,考察其地震后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与回忆得到的地震前感受相比,地震后灾区教师体验到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降低。（2）极重灾区教师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降低程度大于重灾区和轻灾区教师。（3）教师遭受的客观损失严重程度能显著预测其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降低;而创伤后身心症状在其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即创伤事件引发教师创伤后身心症状,而这些症状日趋严重,使其体验到的消极情感增加、主观幸福感降低。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情感调节还是执行控制受损

结合经典的自传体记忆测验(AMT)和反转-自传体记忆测验(AMT-R)探究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原因。首先通过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LIET-S)和创伤后症状自评量表(CROPS)对630名青少年进行筛查, 然后结合访谈, 并采用儿童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CRIES)测量创伤程度, 最终选取有创伤后症状的青少年63名, 分为高创伤组和低创伤组, 另无创伤经历的青少年30名作为控制组。三组被试均参加AMT和AMT-R实验。结果发现, 在AMT中, 创伤青少年表现出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特点, 且创伤后症状越严重, 具体性减少越明显; 在AMT-R中, 创伤青少年提取的具体记忆数量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的减少是情感调节的结果。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的病因学及其启示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率高,现有的治疗方法疗效差,总结20年来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研究中病因学方面的新认识,通过对病因的哲学思考可以为今后的治疗方向提供一条思路:两病同治;应提倡药物治疗、认知干预和社会支持综合的治疗手段。     

“快乐骨科”的起源、发展和临床实践

矫形外科治疗的病人都是肢体畸形残疾的弱势群体,多经历了艰难的求医过程,承载着肢体残障与尊严浩劫的心灵创伤。为了给肢体残疾者创造一个好的医疗环境,提出并建立了“快乐矫形骨科病区”,包括围手术期无痛病房、医患交流科普文化墙、定期举办医患联欢等。在不断实践中,提升了医生对生命的敬畏,对现代医术的驾驭和为病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手术治疗复杂肢体畸形残疾近4 000例中,未发生1例大的医疗冲突事件,使矫形外科病房成为肢体残疾者恢复运动功能与心灵抚慰的康复乐园。